白人警察跪压黑人事件中，美国媒体把亚裔拉了进来
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白人警察跪压锁脖黑人男子事件中，共有四名涉事警察，分别是德里克·肖万（Derek Chauvin）、托马斯·莱恩（Thomas Lane）、J·亚历山大·库恩（J. Alexander Kueng）、邵都（Tou Thao，音译），这四名警察均已被解雇。其中用膝盖顶住黑人男子弗洛伊德的警察名叫德里克·肖万（Derek Chauvin），目前对他的指控从之前的三级谋杀升级为了二级谋杀。另外三名在场警员，被指控协助和教唆实施二级谋杀，以及协助和教唆二级过失杀人。这四名警察中的邵都，在肖万跪压弗洛伊德期间，一直背对受害人。最近，他的亚裔身份引起了美国媒体的关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在报道中说，有激进分子把邵都形容为是亚裔对黑人种族歧视的象征，并找来了几位亚裔谈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们中包括社会活动组织的负责人、历史学家等。他们在谈到这件事时，提到了历史上亚裔与黑人之间的不合，亚裔在美国被歧视的历史，亚裔如何在白人至上主义中被利用，以及这次事件后亚裔应该怎样与黑人群体加强团结等。对于亚裔美国人被指歧视黑人，非盈利组织自由公司（Freedom Inc.）的创始人 Kabzuag Vaj 说：“人们对于什么是‘反黑’连个基本的了解都没有。”Kabzuag Vaj 进一步解释说，黑人和亚裔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由来已久。Kabzuag Vaj 说，这种紧张关系部分源自于贯穿美国历史的两个群体之间的对立，最明显的的一个例子，就是洛杉矶骚乱。一段录像带显示，有四名白人警察殴打黑人建筑工罗德尼·金（Rodney King），但四名警察后来被判无罪。这件事导致了后来的洛杉矶骚乱。这次洛杉矶骚乱造成的财产损失约10亿美元，其中差不多一半的损失被韩国企业承担。Kabzuag Vaj 说这件事让韩国企业主和他们的黑人客户之间产生了沟壑。随后Kabzuag Vaj 又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解释了为什么说亚裔和黑人之间存在长久的紧张关系。越南战争爆发后，美国开始重新安置来自东南亚的移民，他们中许多人被安置在了基础设施不完善又缺乏资金的城区，并且这些地方已经住着很多黑人及棕色人种群体。Kabzuag Vaj 介绍说，因为这些地方资源匮乏，所以他们彼此之间会为了争夺资源而发生冲突，这就导致一种紧张的关系，“因为那根本不够你们吃的”。Kabzuag Vaj 还吐槽了美国在重新安置他们的工作上做的不完善，比如说没有让新迁进来的难民和社区里的居民相互介绍，另外，当时美国政府在提供给他们这些新移民的资料中，也没有讲这些社区里住的都是什么肤色的居民。“你所了解到的，都是在白人至上的视角下了解到的。这就是这个国家的立国之本。”Kabzuag Vaj 解释说。即使是现在，Kabzuag Vaj说她还会收到一些来自其他群体的一些人辱骂和批评，因为她和黑人群体站到一块了。《成功的色彩：亚裔美国人与模范少数族裔的起源》一书作者，历史学家艾伦·吴（EllenWu）则讲述了亚裔在美国被歧视的历史，亚裔如何在白人至上主义中被利用的。艾伦·吴说，最早亚裔刚到美国时，白人至上主义就将目标瞄向了他们。当时美国政府通过了《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等种族主义立法，并且在20世纪初推动了反日运动等运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白人至上主义出现了其它的一些形式。由于担心反亚洲人的种族主义行为会危机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阻碍其在海外的帝国主义扩张，白人自由主义者开始考虑在二战期间及战后废除排斥亚洲人的法律及做法。“换句话来说，他们是希望通过承认亚裔是‘模范公民’来获取在地缘政治上的回报。”艾伦·吴说。艾伦·吴介绍说，上世纪60年代，白人的自由主义者就利用模范少数族裔的这种模式化的印象来压制黑人的社会运动，把亚裔作为一项精英制度的“证据”来证明无论什么肤色在美国都有相同的机会。美国的政客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表明，服从而不是反对，才能够获得回报。艾伦·吴说，白人至上主义发展出来的这种形式，给了亚洲人更多的社会活动空间。但是，这样的代价是亚裔需要和白人串通一气。不过艾伦·吴又紧接着澄清说，亚裔是一个由不同分支组成的多元群体，这些不同群体有着不同的权力及特权范围。东亚资源行动中心（Southeast Asia Resource Action Center）的执行主任奎宁·丁，则介绍了其中一个亚裔群体的情况。奎宁·丁说，45年来包括赫蒙族（Hmong）在内的东南亚裔，都在一直忍受着住在贫困街区带来的痛苦，并且在目前的种族不平等的背景下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该中心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赫蒙族裔的公共健康保险接入率与黑人的接近，分别是39%和38%。在教育方面，有近30%的东南亚裔没有完成高中学业，也没有通过GED（General Equivalency Diploma，普通高中同等学历证书）考试，这是美国全国平均水平13%的两倍还要多。奎宁·丁认为，这项数据破除了他们是一个繁荣模范的少数族裔群体的神话。因为如果被认定为模范少数族裔的话，他们需要更多资源的需求就得不到支持，并且会掩盖他们这些家庭在过去45年来需要克服的一些系统性阻碍。对于亚裔在弗洛伊德死亡事件中被指歧视黑人，《我们也歌唱美国；南亚，阿拉伯，穆斯林以及锡克教移民塑造了我们多种族未来》的作者，种族平等倡导者迪帕·艾耶（Deepa Iyer）提醒说，亚裔应该看看美国在维持治安方面，对有色人种特别是黑人都做了什么。有研究表明，对黑人来说，一生中被警察杀死的几率是千分之一。而普通人中，男性的平均几率是两千分之一，女性大约为三万三千分之一。艾耶说：“我们不要忘了，美国的国家暴力也曾影响我们亚裔。”艾耶还特意举了两个例子：在2016年的时候，明尼阿波利斯的一名警察詹森·安德森（Jason Andersen）曾经开枪打死了一名19岁的赫蒙族裔李芳（Fong Lee，音译），当时李芳正在和朋友们一起骑单车。然而，一个全部由白人组成的陪审团裁定，警察安德森并没有过度使用武力，并宣布他无罪。在2015年，一位57岁的印度裔老爷爷Sureshbhai Patel，在去探望他儿子的时候，被阿拉巴马州一名警察埃里克帕克（Eric Parker）重摔在地上，导致了身体部分瘫痪。“虽然警察对亚裔施加暴力的事件并不像对黑人那么频繁，但是不能否认的是，警察对黑人及棕色人种施加暴力以及歧视性的执法的比例是惊人的。”艾耶说到。对于这个问题，艾伦·吴表示，亚裔应该提醒自己，很多能够享受的特权都是黑人民权运动的结果。黑人群体一直在努力扩大包括亚裔在内少数族裔从教育到就业的机会。艾伦·吴介绍说，二战期间，黑人就开始动员起来向罗斯福总统施压，要求成立公平就业委员会（Fair Employment Practices Committee）。在战后，公平就业立法在全国推展开来，这最终为20世纪60年代的积极区别对待政策铺平了道路。“到了20世纪70年代，联邦政府扩大了积极区别对待政策的范围，相关少数族裔的权利也扩大到了亚裔，这为亚裔能在不同领域就业创造了更大的机会。”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在报道中说，不少专家指出，在此期间，许多亚裔都在明显地支持黑人群体，尤其是在弗洛伊德事件发生后。对于加强亚裔与黑人之间的团结，艾耶表示他们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艾耶还提到，她看到很多年轻人正从事，组织开便利店的小商户与社区里黑人居民进行对话交流的工作。Kabzuag Vaj 认为，改变黑人与亚裔群体的关系，需要投入很多时间与精力。虽然在经验中发现一些老一代亚裔对此持一种抵触的态度，但她认为能够让他们做出改变。“一位并不是在美国长大，在一场大屠杀中幸存的赫蒙族裔柬埔寨老人——如果我可以让这位76岁的老奶奶理解爱情并且接受一位黑人男性，认同同性恋组成的家庭，理解并接受他们的身份，我知道改变是能够发生的。”Kabzuag Vaj说：“这需要时间。这需要爱，这需要组织以及政治教育。”南亚裔共同领导组织（South Asian Americans Leading Together）的执行主任拉克希米·斯里达兰（Lakshmi Sridaran）解释说，对于亚裔来说，回避有关种族的讨论将带来危险的结果。特别是在新冠肺炎期间，他们观察到反亚洲人的仇恨暴力和种族歧视正在上升。斯里达兰认为，亚裔应该重新问问自己对法律实施的依赖与信任。她还指出，一些群体还指望刑事司法系统减轻仇恨。斯里达兰进一步解释说：“这些独特而共同的斗争里的复杂关系，受到人际关系与国家暴力的影响。”“如果我们回避这些讨论，那么就会进一步加固我们在白人至上主义中所处的地位，并且继续对其它有色人种群体构成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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