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内瑞拉病
“由于缺糖，可口可乐委内瑞拉装瓶商已停止生产含糖饮料”；“继2015年下降24%之后，黄金储备在今年第一季下降了16%”。因国际油价暴跌，食物荒、药荒、水电荒、钱荒正折磨着委内瑞拉。
更大的危机来自于超级通胀，由于物价持续快速上涨，有专家预言，委内瑞拉不得不使用美元替代本国货币。
为何委内瑞拉会出现如此困局？
简单概括：一个国家不能用单一的产业结构支撑高福利制度。
失控的外储
目前委内瑞拉的流通货币是玻利瓦尔，外汇储备货币是美元。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继2015年下降24%之后，委内瑞拉的黄金储备在今年第一季度又下降了16%，创下8年来全球央行减持黄金储备的新纪录。
截至2015年底，委内瑞拉黄金储备877万盎司，1月份持平，2月份降至767万盎司，3月份进一步降至740万盎司。这是自瑞士在2007年第三季度出售320万盎司黄金以来，一家央行在一个季度之中最大规模的出售黄金行动。
在委内瑞拉第一季度减持黄金之一，金价上涨了16%。世界黄金协会5月份数据表示，黄金储备占委内瑞拉外汇储备的66%。
很多工厂因缺乏外汇无力进口原材料而纷纷停产。继委内瑞拉最大的啤酒厂Polar因为没有外汇购买大麦原料而停止生产啤酒后，可口可乐新闻发言人称，委内瑞拉的工厂因无外汇购买糖而停产。
失序的物价
委内瑞拉是目前全球通胀最严重的国家。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委内瑞拉年通胀率高达180%，但是私营部门预测的数值更高，达到330%。
委内瑞拉的官方汇率是10玻利瓦尔可兑换1美元。然而，黑市行情是1000玻利瓦兑换1美元。一个汉堡需1700玻利瓦尔，旅馆一间客房也要6.9万玻利瓦尔。总统马杜罗4月底将最低工资调高，但即使一个月领1.5万玻利瓦尔，也买不到9个汉堡。
对超级通胀的技术界定是每月通胀达到或超过50%。虽然委内瑞拉通胀率还没有达到这样的水平，但正在加速逼近。
超级通胀的主要原因是政府财政出现了失衡。委内瑞拉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是石油收入。随着国际原油价格大跌，该国收入大减，但是，政府几乎没有减少政府支出。因此，财政赤字越来越严重，通胀螺旋上升。
截至目前，委内瑞拉政府没有减少开支的计划。也没有迹象显示，该国石油收入将很快恢复。鉴于这一局面，危地马拉马洛京大学经济学家门德斯认为，超级通胀最终可能导致委内瑞拉放弃本国货币改用美元。
失落的产业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预期报告，现在委内瑞拉的经济增长率是世界最低的，并且有世界最高的通货膨胀率和世界排名第九的失业率。此外，它的谋杀率居全球第二。为何委内瑞拉会落到如此田地？
表面上看，是因为国际油价的下跌，实际上，是因为该国产业结构的单一与高福利制度的矛盾造成的。
作为世界第五大和拉美最大的产油国，委内瑞拉95%的收入、25%的GDP和50%的政府财政收入都依赖石油出口。产业结构单一到了极端，本身就蕴含了极大的市场波动风险。
在产业结构上，委内瑞拉近90%以上的食品和日用商品依赖进口。该国食品短缺率自去年以来一直保持在41.37%的水平。这些直接导致饥民各种街头哄抢行为。
油价高企时期，倚仗高油价带来巨额收入，委内瑞拉大力推行高福利制度。自2003年起，该国就推出“深入贫民区计划”、“食品商场计划”、“住房计划”等名目繁多的社会福利，2015年底前已经免费给穷人交付了第100万套住房。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一旦油价下跌，恶果显现。
（袁源 王丽颖） 本帖最后由 Leon540 于 2016-5-29 23:34 编辑
委内瑞拉确实病了，他病得不轻，四肢五脏六腑全都是病。它患了高通胀病，患了货币狂贬病，贪污腐败病、它还患了喜欢借钱度日病，越是债台高筑越是高兴的犯溅病，当家的那班还患了智障残疾病，唯我独尊的狂妄自大病。这些病还在不断地发酵遍及全身，病已入膏肓是不可能治了，要想获重生就得以毒攻毒加多一济剧烈毒药让其置于死地而后生吧——这是唯一能拯救委内瑞拉的良方妙药。 {:1_97:}{:1_97:} {:1_89:}在{:1_94:} 委国人从上到下都缺乏量入为出的思维，好景时不会留存储备。 {:1_89:}{:1_89:}{:1_89:} 十字港登陆 发表于 2016-5-29 20:41
委国人从上到下都缺乏量入为出的思维，好景时不会留存储备。
拉美人大部分都有先洗未来钱与不留隔夜粮的习惯。 委内瑞拉：查式社会主义如何把一个富庶的国家坑破产
凤凰网2016年05月30日 08:32
文/赵新宇
“赤色的乌戈”最终未能在委内瑞拉建成“21世纪的社会主义”。在身患重病两年和做过若干次外科手术之后，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于2013年3月5日下午在加拉加斯军医院的病房里与世长辞，享年58岁。
3月6日，委内瑞拉的民众成群结队涌向街头为查韦斯送行，拥戴之情表露无遗。查韦斯躺在简单的棕色木质灵柩内，盖着委内瑞拉的国旗，灵柩穿过首都加拉加斯。很多人穿着标志着查韦斯运动的红色衬衫。送行队伍绵延数公里，看上去像一条红色的河流。
从1999年2月2日到2013年3月5日，查韦斯整整统治了委内瑞拉14年。在其治下，委内瑞拉的面貌发生了极大变化。《纽约时报》评论称，虽然14年间委内瑞拉的经济发展不稳定，他也没能实现或者完全实现自己的很多承诺，但查韦斯所留下的最重要的遗产不是由钢筋水泥打造，而是一些更抽象的东西：他改变了委内瑞拉人看待自己以及自己国家的方式。
“查韦斯精神”将比它的创建者更加长寿。相比较而言，查韦斯指定的继任者马杜罗更加友善，但政治力量明显不够。查韦斯的个人魅力和国民对其的崇拜，这些短期之内是无法传给接班人的。
查氏威权体制的建立
20世纪初，除了“每年进行一次改选”之外的《人民宪章》条款被吸纳到代议制（由选举产生的代议机关行使国家权力的制度）民主中后，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第三世界的那些追随者们——开始构筑起形形色色的“真正民主”，代议制民主则被他们斥为“形式民主”。
查韦斯的手法也莫过于此。他将自己要打造的政治体系称为“参与制民主”，并认为代议制民主并不能使人民参与到政治中来，无法反映人民的真实意愿。查韦斯利用了多次公投和立法来构建他的“参与制民主”政治体系。其中最为重要的，也可以说是构筑了整个委内瑞拉体制框架的还数1999年宪法的通过。不过，这部世界上最为冗长的宪法主要反映了两种思维：一个是民粹，一个是集权。
以公投取代议会政治是查韦斯“参与制民主”中极为重要的一环。该宪法规定，公民有权发起四种公投：罢免、批准、废除和咨询，这为查韦斯后来废除任期限制等扩权奠定了基础。事实上，公投这类做法在拉美政治中并不新鲜，从左翼的智利的阿连德、洪都拉斯的塞拉亚到右翼秘鲁的藤森、哥伦比亚的乌里韦、智利军政府统治者皮诺切特都对其情有独钟。
查韦斯曾宣称，加强集权是打破传统政党垄断政治所必需的。1999年宪法拉开了集权进程的序幕：总统任期由五年改为六年，原来的不得连任的限制被删除，但规定一个人总共只能任两届总统。此外，国会由两院制改为了一院制，也使委内瑞拉成为罕见的国会里没有各州代表的联邦制国家。国会原有的立法权也被削弱，随时可以被总统宣布解散。与此同时，一个新的职务——公共辩护人被设立，其职能是监督总统和国会以捍卫公共道德和利益，这就更使国会权力受到扼制。法官也由原本的国会任命改为需通过公共考试才能上任。
借这股东风，查韦斯在2007年12月和2009年2月两次发动修宪公投后，废除了总统任期的限制，为自己的终身总统梦扫平障碍。此前，他曾四次获得国会授予委任立法权。在14年的执政期间，查韦斯享有这种至高大权的时间长达4年半。其间，不少备受争议的法律都是查韦斯利用这种权力颁布的，如《土地法》和《碳氢化合物法》。对于司法系统，查韦斯将最高法官的人数从20人增加到32人，还任命了9名亲信。至此，一个查氏威权体制完全被建立起来。
不过，一个1998年当选为总统的政坛“黑马”，如何能在一年时间就将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改头换面呢？这还需要追溯起查韦斯上台前的委内瑞拉政坛历史。
1958年1月，一场军事政变推翻了委内瑞拉前总统佩雷斯·希门尼斯（PérezJiménez）的独裁统治。当年10月，委内瑞拉民主行动党、基督教社会党和民主共和联盟等政党领导人签订了《菲霍角协议》。以此协议为基础制定了1961年宪法，规定委内瑞拉共和国永远是民主、代议制、责任制和轮换制的政府；总统由直选产生，任期五年，不得连任，并在任期届满后的十年内都不得重新当选总统。
这套民主制度在一开始就太过重视“民选总统”而忽视了权力的分散制衡。由于国会议员的个人作用不大，立法往往是政党力量博弈妥协的结果，因此也没能形成成熟民主国家那种明确的意识形态分野。前面提到的那种委任立法权，也是这一时期政府的一项创举，只不过查韦斯将其最大化地利用了而已。
1994年，委内瑞拉西蒙玻利瓦尔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弗雷德里希·韦尔施曾研究过委内瑞拉国民对民主制度的信心。他发现，国民对建制机构普遍不信任，除了天主教会和军队受到的信任比例超过不信任比例，其他机构均被怀疑，其中国会、政府、工商业联合会和工会得到的信任比例不超过三成。不过国民对民主本身的信心比例却上升了，近60%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是坚定的或一般的民主主义者，只有12%的受访者表示自己不是民主主义者。韦尔施据此认为委内瑞拉的民主制度会继续稳固下去。
查韦斯正是利用人们对“民主”这个模糊概念的信念，轻松摧毁了那些不受信任的民主建制机构。这个政治后生在他政变失败后发表的那番“暂时没实现目标”的投降宣言大概并不足以为他赢得称赞，但当他以这种形象、配合看似美好的概念，攻击那些早被人们怀疑和忽视的建制机构时，不难想象委内瑞拉传统的民主制大厦会在顷刻间轰然倒塌。
500天建成大都市
支持与反对查韦斯的人，对民主的观念截然不同。查韦斯架空国会、法院和地方政府的那些“参与制民主”之举，在反对者看来是想独揽大权，在其支持者看来却正是在拉近选民同他们的“民选领袖”之间的距离。自然，这个让他们着迷的承诺便是所谓“剥夺过去被帝国主义和寡头垄断的巨额石油财富，用于改善穷人的生活”。
在委内瑞拉治理国家14年的时间里，他使这个国家从半贫困的国家变成了在社会意义上非常稳定的国家。他花费了出售石油的巨额收入来建设住房、医院和校舍，用来稳定物价、补助农户和帮助贫困的人。
即便在一般的推崇社会主义的国家，大概也无法想象贫民别墅区这种概念，委内瑞拉却做到了。Altagracia住宅区是第一个受益之地，这里之前是贫民窟，遍布着狭小的砖结构房和铁皮房。为此政府特地找来了工程师，在墙上留下一句“500天建成大都市”，并将当地580名居民组建成了工程队。两年内，这里被改造成为由窗明几净的独栋小楼组成的别墅区。除了住宅，儿童教室也在社区内兴建起来，甚至还有修建配套游乐场的计划。
政府还请来古巴医生为居民提供免费医疗，水电费也很便宜，暴力犯罪在社区改头换面后几乎完全消失。这里的社区居民体会到了“一步登天”的感觉，他们在住宅区门口写起标语，表示“将和查韦斯一起掌管国家”。
不过，并非每个贫民窟都有Altagracia这么幸运。就在这个社区所在的山脚下不到10米处，就绵延着大片截然不同的贫民窟。那些尚未进入社会主义天堂的贫民心想只需等待，总会有见到光明的一天。连一些并不待见查韦斯的评论者也认为，委内瑞拉既然有如此富庶的石油资源，查韦斯的社会主义政策在经济上是可以持续的。
“石油开放政策始末”
从委内瑞拉开始出产石油至今的近百年间，查韦斯并不算最为激进的“收回外资寡头手中的石油”领导人。有些讽刺的是，那个比他更显狂热地推动石油产业国有化的总统，正是查韦斯在1992年政变时打算推翻的对象——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CarlosAndrésPérez）。
委内瑞拉的石油产业国有化运动在1958年就开始了。这一年，委内瑞拉政府打破了和石油公司间五五分成的惯例，单方面提高石油公司的税率，使政府利润分成达到65%。在佩雷斯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1974年3月-1979年3月），这项运动进展到了最高潮。委内瑞拉政府单方面对石油产品定价并规定石油产量，这时政府得到的利润分成已超过了90%。尽管在佩雷斯离任后政府让出了部分分成，但石油公司所得直到1993年也没有高过20%。
对于委内瑞拉这样的石油产业相对成熟的国家，由于单个钻井的产出会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要保持或扩大现有的生产水平，就必须依靠不断注入的投资去打新井。国有化运动破坏了私人资本的投入，而国企本身的投资效率则是低下的，委内瑞拉的石油产量从1960年代中期的每天350多万桶持续下滑，到1980年代中期已不足200万桶。
直到查韦斯发动政变之时，委内瑞拉的石油开放政策才真正启动。这一政策的宗旨在于招揽并稳定投资、提升石油产量。为此，政府通过颁布实施政策，重新建立起了与石油公司五五分成的利润分配体系。
具体来说，企业与政府的合作方式大约有三种，第一种是私营企业全额投资，与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PDVSA）的子公司组成合资企业，以享受最高50%的利润分成；第二种是私营企业签订经营服务合同，全资开发油田，采到的石油全部交给PDVSA；第三种是专为奥里诺科重油带和东北沿海天然气开发而设定的战略合作协议，参与的企业不仅要投入资本，更要投入勘探、开采、炼制等方面的先进技术。
对重振石油产业而言，改革可谓立竿见影——几乎所有跨国石油企业又再次回到委内瑞拉，来自14个国家的几十家公司与PDVSA签订了经营服务合同，大量追加对委内瑞拉石油业的投资。美国、法国、挪威和瑞典的几家企业还与PDVSA建立起了开发奥里诺科重油带的战略合作关系。委内瑞拉的石油产量也迅速上升，1997年已经恢复到每天350万桶的水平。 开放的石油产业政策使得当时的委内瑞拉在面对国际油价下降时有了更强的抵抗力，但这并不足以令它走出爆发社会经济危机的巨大风险。佩雷斯还在任的1990年代初期，该国经济状况远没有后来所宣传的那般糟糕，较高的增长率曾令外界将其和智利、墨西哥、哥伦比亚并称为“拉美四小龙”。但后来，佩雷斯没有果断地实施紧缩政策来治理这个国家严重的通货膨胀。因贪污案发下台后，继任的卡尔德拉随即搁置了反通胀计划，而再次恢复了以财政赤字支撑社会福利的所谓“团结战略”。
查韦斯当政之初没有贸然破坏与企业间的合作协议，而是通过一系列税收调整，加大政府的利润分成比例，终止了短暂的五五分成制。以2001年颁布执行的《碳氢化合物法》为例，矿区使用费从之前的石油价格的16.66%提升到了30%，公司所得税税率虽然从67.7%降到了50%，但增加了一系列新的企业消费税。经过这种调整后，政府占有的利润比例又提升到了70%~90%的区间。
“收归”国家石油公司
除了企业本身，查韦斯也不待见原有的工会组织。当时，委内瑞拉最大的工会组织委内瑞拉劳工联盟（CTV）是反对党民主行动党的长期盟友，无论从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是想要把持大权的查韦斯的天然敌人。
2000年年底，查韦斯通过公投，强制让工会内部进行由国家监督的选举。尽管选举结果仍是属于反对派的卡洛斯·奥特加（CarlosOrtega)担任CTV主席，却拉开了查韦斯操控和打击CTV的序幕。查韦斯当时的做法招致了激烈的反抗，2002年12月，石油工人积极地投入到反查韦斯的大罢工中。2003年4月罢工失败后，政府解雇了18000名员工，还对卡洛斯·奥特加发出拘捕令。后者流亡两年后被捕，并于2005年12月被判处16年有期徒刑。后来他逃离委内瑞拉，现在居住于秘鲁首都利马，受到政治庇护。
顺利度过这场政治危机后，站稳脚跟的查韦斯开始对1990年代签订的经营服务合同下手。2005年，委内瑞拉政府强制要求合作企业将原来的经营服务合同换为新的合资公司协议，新协议除了意味着更高的矿产税和所得税，更大幅提高PDVSA持有的股权至60%。查韦斯对此评论道：“他们的利润高入云天，但是我们继续遭受损失。从明天起这种情况将结束。不喜欢这种交易的公司可以撤走。”
经过这番动荡后，PDVSA完全成为了查韦斯的政治机器。他将该企业的管理层换为自己的亲信，将PDVSA借油价大涨赚到的利润不断挪作他用，2007年竟收走411亿美元用作“社会发展支出”。除了解聘反对者，查韦斯还将更多人员安插到PDVSA中。2010年该企业的员工数超过了10万人，比大罢工时增加近两倍。另外，那些在他2006年连任后国有化的“战略产业”，一旦经营不善出现亏损，也一并交由PDVSA进行接管。
全球经济危机后，查韦斯又将利润分成跟油价挂钩。2011年初，委内瑞拉政府颁布了新规定来对付石油公司的“暴利”：当油价超过70美元每桶时，企业须将超额收入的80%交给政府；当油价超过80美元每桶、90美元每桶时，上交比例分别达90%和95%。
查韦斯的做法使委内瑞拉的外国直接投资（FDI）从他上台之初的20亿美元净流入变成了2007年的16亿美元净流出。除了企业利润和自主权被委内瑞拉政府大量收走的影响，快速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还有对查韦斯未来严苛政策的不良预期。
查韦斯政府的这些作为导致委内瑞拉石油产业的投资和产量都出现了严重下降，地震勘探和探井工作量锐减到1990年代平均水平的20%，2009年完成的钻井数只有2005年的60%。更为讽刺的是，被查韦斯打压得不断出逃的私人资本依靠其高生产效率，在委内瑞拉的石油出口中占到了越来越大的比例。联合国的数据显示，尽管油价持续上涨，委内瑞拉自1999年起的累积经济增长率在南美洲七大经济体中最低。
实现“粮食主权”下的价格管控
“汽油比矿泉水还便宜”是查韦斯政府在外国人面前的一个金字招牌，然而，这种做法无异于逼迫PDVSA以亏本的价格对内赠送汽油。按委内瑞拉的国内消费量算，这些石油若销往海外可以带来几十亿美元，然而现在PDVSA不但无法收到这笔收入，其“国内销售”还需其他业务倒贴几十亿美元来补偿损失。一来一去，便是上百亿美元的损耗。因此，反对派的经济学家声称委内瑞拉其实有着“全世界最为昂贵的油价”。
屏蔽价格作用的后果不仅仅是使PDVSA收不回成本，在委内瑞拉国内，缺少了价格指导的能源分配无法抵达最需要它的地方。在首都之外的城市，非计划停电成了家常便饭。在制造业方面，本来因丰富的水电资源和铝土矿而发展起来的委内瑞拉铝工业，现在却由于严重的零件与原料短缺，只运作了29%左右的产能。
土地改革方面，原来的大农场被强制拆分。查韦斯对此表示“土地不是你的，它不属于私人，它是国家财产”，“土地应该被劳动者占有，那些不工作的人应当失去他们对土地的权利”。农民拉蒙·巴雷拉在拿到分给他的37英亩土地后半年仍然只是在喂他的9头猪，土地则处在休耕状态。“没有水，没有电，没有肥料，也贷不到款，我该如何开展工作？”巴雷拉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表达出无奈。
查韦斯曾经号称要实现“粮食主权”，然而，他当政10年后，委内瑞拉的食品进口率从原来的40%上升到了70%。食品的进口贸易受到政府的严格管制，与美国关系的交恶也对此造成负面影响，委内瑞拉转而从它的友邦那里寻求供给，比如从中国进口奶粉。这个小国一度成为中国奶粉最大的海外消费者，牢牢占据中国奶粉一半以上的出口额。
在委内瑞拉的超市，几乎没有不缺货的食物：食用油、糖、面粉、玉米粉……政府将这种状况归罪于商人的“囤积”与“炒作”。他们甚至突击搜查过百事可乐的仓库，“缴获”白糖8520吨，尽管百事可乐生产商拥有政府的进口许可证。
然而，食品越是短缺，政府却越是热衷于价格管制。他们为12种“基本食物”制定了最高价格，严禁涨价。2010年5月，曾经一周之内有32个屠夫被控“哄抬价格”，如果罪名成立，他们将面临一到两年的有期徒刑。与之同时存在的是惊人的浪费。曾有报道称，有23000磅腐烂的鸡肉被倾倒在委内瑞拉东部农村的一个垃圾场，包装袋上写着“政府粮食计划署”。查韦斯政府则称此为“反玻利瓦尔革命的谣言”。但他们对另一个更为惊人的报道保持沉默：在卡贝略港，2340个装运食品的集装箱因无人运走而长时间闲置，最终导致了12万吨食物腐败。
此外，政府还热衷于在一些“贫民社区”的社区连锁超市中提供廉价商品，这里每一件商品包装上都印着“宪法保障人民的权利”的字样。当然，并非每一个委内瑞拉人都有幸成为这里的“人民”。
查韦斯的支持者津津乐道的政绩是他降低了委内瑞拉的贫困率。官方数据曾经出现过一次贫困率的快速下降——由2003年的62.1%降到2005年的43.7%，再降到2006年的36.3%。即便官方数据没问题，查韦斯的成绩也并没有那么值得赞许。他上任前一年即1998年的贫困率为50.4%，在2001年数字仅压至45.4%，之后便迅速攀升到2003年的水平。从2007年开始贫困率一直徘徊在33%左右。以至于到2012年，委内瑞拉的贫困率仍然高于拉丁美洲平均水平。
被压制的反对派
2012年是委内瑞拉的大选年，一位干练的“70后”政治家恩里克·卡普里莱斯（HenriqueCaprilesRadonski）成为了反对派的领袖，站到了挑战查韦斯的位置上。
不过，在委内瑞拉当反对派是个苦差事。早在2002年那次反对查韦斯的失败政变后，时任Baruta市（古巴驻委大使馆所在地）市长的卡普里莱斯就受到了检察官达尼洛·安德森的控告，指控其涉嫌煽动示威者对古巴使馆进行攻击。即使卡普里莱斯最终洗清所有指控出来竞选总统，还是被查韦斯攻击为“叛变者”。
作为查韦斯的竞争者，卡普里莱斯被戴上过不止一顶“高帽子”：委内瑞拉的国营媒体称他是“同性恋”。又因为他的外祖父母是二战后移民委内瑞拉的犹太幸存者，他又常被攻击为“犹太复国主义者”。而查韦斯则骂他为“法西斯分子”和“猪”。
可惜，卡普里莱斯却没有机会在媒体上反唇相讥，因为委内瑞拉《社会责任法》禁止媒体发布不尊重“民选官员”的信息。作为对手的总统查韦斯，除了亲自在国家电视台主持一档脱口秀节目《你好，总统》外，全国电视台每周还必须播出70分钟的政府宣传节目。
查韦斯很了解媒体的影响力。在2002-2004年一系列反查韦斯的运动中，不少私营媒体站在了反对派一边，它们被查韦斯的支持者斥为“媒体巨头”。为此，查韦斯立法推进“广播频道的民主化”，并授予政府部门“废除媒体大地产”的权力。
2007年5月26日，政府拒绝给私营的加拉加斯广播电视台（RCTV）的牌照延期，关停了这家和查韦斯唱反调的电视台，使得数以万计的群众走上加拉加斯街头示威抗议。此后，委内瑞拉信息中心负责人戈登·哈金森在英国《卫报》发表公开信称，委内瑞拉95%的媒体都在强烈反对政府，五个私人拥有的电视频道占据了90%的市场份额，全国所有的报社、709个电台中的706个都为私人所有。
然而，来自外界的信息则完全相反。据美国阿默斯特学院政治学教授哈维尔·科拉莱斯（JavierCorrales）透露，查韦斯当政之初，委内瑞拉政府只控制了一家电视台、一家调幅电台和一家调频电台。然而到2007年，政府已经控制了85%的电视信号（即6个频道）、2个国家级广播电台、1个新闻社、3000家社区电台和近100家门户网站。《迈阿密先驱报》专栏作家安德烈斯·奥本海默也表示，根据委内瑞拉官方文件，52%的印刷和电子媒体是政府控制的或支持查韦斯的。
于是，处于媒体宣传绝对劣势的卡普里莱斯选择走到选民中去演讲，不仅仅到城市里的中产阶级居住区，他还深入到乡村和贫民窟。这也是一段危险的旅程。在卡贝略港，卡普里莱斯和他的志愿者团队遭到袭击，十多人被打伤，数辆汽车被毁。对于当地警方选择性执法的指责，当地市长却表示：“反对派没有到这里来欺骗劳动人民的权力。”
委内瑞拉持异见的研究者表示，过去十年里，委内瑞拉九成凶杀犯罪都因为选择性执法而逃过了法律制裁。因此，查韦斯当政10年后的委内瑞拉凶杀率比他上台之初增加了不止一倍。首都加拉加斯则被封为“世界犯罪之都”，尤其是它的“中央区”一带，一般的当地人都避而远之，经过时不敢多做停留。太多人都有被抢劫的经历，华人华侨更是如此。加拉加斯唯一的华文报纸《南美新侨报》就曾报道过一名华商在街头先遭警察敲诈，后被枪匪射中左眼，掠走大笔财物的悲惨经历。
2012年的大选中，卡普里莱斯最终得票数为659万多票，已超过了令查韦斯1998年首次成为总统获得的653万多票。然而，此次查韦斯的得票数增长到了创纪录的819万多票，如不少评论家所言，“查韦斯根本不可能败选”。一时间查韦斯很是欣喜，竟然感谢其卡普里莱斯的“民主”行为，甚至表示两人在电话里“相谈甚欢”。
查韦斯对于自己能一再连任倍感骄傲，他曾设置一种数字投票系统，被认为可以杜绝舞弊。不过，一直以来，外界对委内瑞拉选举的公正性仍有所非议。美国智库加图研究所的一项研究指出，从2003年到2012年，委内瑞拉登记选民数从1200万左右增加到了接近1900万，而在这段时间内其增加的人口还不到400万。
未来更大的疑问是，查韦斯未能完成的“玻利瓦尔革命”乃至“21世纪的社会主义”将何去何从？如果说石油价格飞涨的过去十年让查韦斯有本钱来解决他所面临的问题，那他的继任者可能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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