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达看古巴1 （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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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凤凰网的稿件，让我们了解古巴的过去几十年风雨历程，也从中了解委国与古巴之间的关联：

林达看古巴：
老老少少盼着和美国重逢

        北美峰会期间，奥巴马和劳尔·卡斯特罗的手终于握在一起。美古关系和古巴成为世界焦点。人人都在问：前景究竟如何？


        美国的佛罗里达远远向南伸出的一只脚尖，Key West，它古巴距离只有约140公里，古巴却一直是美国人的“禁地”。所以很自然，美国人都在等着“开放”那一刻。就在这时候，出现一个去古巴的机会，我想在美国人旅行古巴汹涌大潮席卷而来之前，先去看一眼它的“原生态”。现在想想，幸亏去了，否则，我对它会有许多误解。对古巴的误解在中国在美国都很普遍，最近在中文网上，我还看到有人把古巴和北朝鲜相提并论，这很好理解：古巴也是个宣称要继续坚持几十年革命体制的国家。而强硬表态后面，古巴已经是一个大幅变化中的国家。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2014年12月17日，美国和古巴突然同时宣布美古即将建交。电视中，消息传来，古巴小学生们一起欢呼雀跃起来。一个朋友几次向我提到这个情节，他说：“如果是大学生，你可以理解这是思考的结果，可这是小孩子，小孩子不会装，他们只有本能反应。”初来古巴的美国人，都对古巴人对美国表示的好感，感觉意外。在领导人坚硬表态的背后，是古巴人久久期待的历史重逢，他们似乎等得太久，直到最后，老老少少都在盼着这一天到来。
怎么会是这样？

革命前的现代古巴是美国一手打造而成

       什么是古巴？站在古巴，最直接的感受是：不论历史跌宕起伏、孰对孰错，它留下的现实，就是西方文化成了古巴文化的主要根源，而革命前的现代古巴，更是美国和美国文化一手打造而成。从长远来说，这种深刻的文化渊源超越了阶段性的政治障碍，使它早早晚晚水到渠成地要回归它的本来面目。同时，古巴人在经历几十年革命之后，也正在否定之否定地面对自己的过去。
        改变那个原始印第安古巴的，是西班牙人。1492年10月哥伦布发现古巴，1511年古巴成为西班牙殖民地，古巴印第安人和北美印第安人的遭遇差不多，他们对外来病毒毫无抗病能力，主要死因，是天花麻疹这样的传染病，一百年几番传染病袭击，古巴印第安人基本灭绝。西班牙种植园主开辟甘蔗园，从1763年开始，大规模引入非洲奴隶。此后一百年，共引入七十五万黑奴。与北美状况不同，古巴的黑奴人口比例远远高于北美，到1862年，一百四十万岛民中超过一半是黑人，防止造反成最重要考量。因此，西班牙人有意引入来自不同国家不同部落的黑奴，他们之间语言不通，最终逐渐同化在西班牙语之下。在哈瓦那，我和一个来自美国的拉丁文学教授聊过古巴的文化源头，她是黑人，是来考察古巴黑奴史。
       古巴的黑人文化显而易见，尤其是它的音乐舞蹈。还有，因黑人原始宗教的渗透改造，在古巴生生造就了基督教的另一强劲分支。可是，要论塑造古巴社会文化主流的，是欧洲的白人文化。原因很简单，他们是统治者，带来了国家机器、塑造了占统治地位的上层文化，而黑人当时只是奴隶。这是上下层切割分流的文化并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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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文化就是黑人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结合。”这一点都没说错。
在哈瓦那，拉邦达的萨尔瓦多堡，西班牙人的防海盗城堡上，一排齐齐的大炮还刻着产地西班牙巴塞罗那1796年的印记。从1776年至1791年（恰好是美国独立战争起点到法国革命之间）建立的总督府里，还保存着西班牙总督为准备迎接西班牙王室、按照马德里皇宫布置的殿堂。总督府是最富历史内容的地方，如果说，里面放满了古巴历史上能够引以自豪的精美古董，那么，它们全都是来自欧洲的精品，来自法国，来自意大利，当然，也来自西班牙。连同总督府的建筑本身，虽然可以加上“古巴式”的定语，但是，这就是典型的巴洛克建筑；在哈瓦那的国家美术馆里，古巴美术史就是西方美术史的一部分，写实开始，走向现代派、印象派、抽象，数量有限，不乏精品。油画就是他们的“国画”。
哈瓦那街头85%的建筑是个美古友好时期留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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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殖民地古巴和北美的英国殖民地一样，和母国关系存在类似问题。他们没有在母国的参政权，却有高赋税。比起北美英属殖民地，西班牙移民在古巴“翅膀长硬”的过程相当缓慢，在美国独立于英国的一百多年之后，古巴精英们才开始造反、要求独立，先是打了十年，死了五万人，在1878年签下合约停战。再一次起事，领袖是独立战争最受推崇的英雄，也是今天在古巴处处可见其画像的何塞·马蒂，他当时已是纽约的一名记者，却偏从流亡的美国返回祖国，投身独立战争，他回去才六个星期，就在1895年5月19日战死沙场。但独立战争经历漫长曲折、大起大落之后，似乎终于有了起色。
       古巴在独立战争下动荡不安，1898年1月，美国为保护动荡战局下的侨民利益，派缅因号军舰前往古巴，停泊哈瓦那港。三个星期后的2月15日，军舰大爆炸，三分之一船体被炸毁，立即沉没，二百六十六人死亡。美国归咎于西班牙殖民当局的策划。此前，美国基于自己的独立经验，民间已长期弥漫支持古巴独立的情绪，缅因号事件更激发了这种情绪，最终导致4月20日美国国会通过决议中的“泰勒修正案（Teller Amendment），要求西班牙撤出古巴，并且授权总统使用武力。国会同时宣告，美国无意并吞古巴，宣布古巴有“独立权”。4月22日，美国海军封锁古巴港口。4月24日，西班牙向美国宣战，次日，美国也向西班牙宣战。美西开战。当年12月10日，交战双方在法国签下《巴黎条约》，不是宣布古巴易手美国，而是宣布古巴独立。美西战争插在古巴内战的混乱之中，三年后，稳定下来的1902年，美国正式向古巴和平移交，古巴自此独立。
       自此，开启了近六十年的美古“关系密切时期”。它的开端，正值美国工业革命后的危险期，在美国各种法规还没有跟上、劳资冲突不断，极端左翼冲击美国社会，造成社会不安，美西战争中的美国总统麦金利，已经被无政府主义极端分子刺杀身亡。这六十年，从一百多年前的上世纪初起，直至一战、二战和冷战，是世界巨变、美国也巨变的那一段。在这关键的近六十年里，美国依靠自己的制度优势，走向成熟、成功走出了自己的危局。可是，独立后的古巴并不具备这样的制度能力，而古巴在美国推动下发展，速度还要快得多。
       独立前，古巴只是西班牙王国的一个远方奴隶种植园，世界上三分之一的糖来自古巴。古巴在美西战争前三年才完全废奴，是个近乎后古代社会。美国的切入，使它直接切换到现代社会。现代古巴的塑造，就是美国文化的延伸。在文化上，古巴接受美国毫无困难，他们的文化源头同样来自欧洲。哈瓦那就在那五十几年里急剧膨胀，形成了今天的面貌和规模。两国的文化源头都是欧洲，但美国的母国是理性思辨著称的英国，而古巴的母国是极端左右分裂、热血沸腾的西班牙。它也没有美国建国时的那一批冷静探索制度、又自律甚严的政治精英。显然，要独立运作一个民主制度，古巴还不具备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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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巴引入了有限的美国式民主政治，小小古巴，连国会大厦也参照着美国，抄了一个壮观的古巴版。
        两个距离如此之近，面积和制度差异又如此之大的国家，在高速巨变的时代相遇相处，对那个不成熟的小国，充满危机。古巴急速发展，美国的企业家和冒险家们也蜂拥而至，如果说，在美国的制度规范下他们受到越来越多的制度约束，那么在这里他们更可以为所欲为，例如，贿赂官员就有极大空间，呈现出许多现代化快速发展中的负面效应。暴利成为古巴政治家的最大诱惑，还间或以暴政维持暴利。今天回头去看，说实话， 在上世纪初的那一刻，是独立是对古巴更有利，还是让美国持续托管一段，容许美国更为严格的制度延伸至古巴、维持和巩固一段更有利？并非就不是一个问题。但是，那是历史的宿命，“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是那个时代的小国们最起码的自尊心。

       于是，如同美国在反射英国的制度思考，政治不成熟的古巴，也在反射热烈而政治不成熟、左右分裂对立的西班牙源头；在试图模仿美国制度的同时，也间断发作、有样学样地重复着西班牙军人起事干政的传统模式。反复动荡之后，古巴革命前的最后一任政权，落在了鲁本·富尔亨西奥· 巴蒂斯塔手里，而他正是理解古巴革命的一个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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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特罗进行革命的筹款是去美国筹的
       巴蒂斯塔活脱就是古巴历史，一个有着中国人、印第安人、黑人血统的苦孩子。在甘蔗园当过收割工，他刻苦勤学，在二十一岁就进入军队，很快升为将军的秘书、助手，熟知军队运作。他曾参与推翻暴政，以中士领袖身份领导“中士起义”、推翻临时政府。古巴政权也曾一度落入激烈反美的社会主义者手中，在巴蒂斯塔参与的几度震荡之后，他在1940年合法被选为总统，在当选总统之前的七年里，他一直是古巴的军事领导人。在第一次担任总统的四年中，巴蒂斯塔表现得颇为开明也颇具执政自信心。他当政期间，媒体可以批评政府，有一定程度的司法独立，他推动妇女参选和一系列社会福利保障。平衡左右，一度深得民众爱戴，曾被看作是民族英雄的政治家。日军对珍珠港袭击三天后，巴蒂斯塔的古巴政府就对日宣战，之后对德、意宣战，他领导的古巴，曾经是二战期间美国的亲密合作者。1942年，他曾把佛朗哥政权称为“法西斯”，认为拉丁美洲应该支持联合国决议去对佛朗哥的西班牙开战。
       在这个背后，是巴蒂斯塔似乎弄得国库账目不清。四年后，他选的接班人参与竞选也未能成功。他至少完美实现个人计划，离婚、带新妻子去了美国，过优渥生活，再生四个小孩，其中两个生在美国。1952年，他不甘寂寞想重返政坛，但是，当年的民众支持已经不再。他看看没有希望，于是“西班牙病”发作，在1952年3月10日，大选三个月前，巴蒂斯塔领兵政变成功。他有以前执政期算是不错的记录，更因为世事难料，当时已经处在冷战之中，美国对近邻更有是否能和美国良好合作的考量，所以立即承认了巴蒂斯塔政府。而巴蒂斯塔既以军事政变开端，想来是再也没有“讨好选民”的必要，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完全抛弃自己过去的一切“进步面貌”，从一个原来还有点左右平衡的努力，转为只顾及中上层利益，当然包括了主要是来自美国的外资企业、外国庄园主的利益。这些企业家在美国制度下受到约束，在这里约束经常并不存在。开赌场的黑帮也随之而来，行贿巴蒂斯塔政府。在巴蒂斯塔接任的时候，古巴贫富差距已经极大，三分之一贫困人口，社会撕裂，而巴蒂斯塔并不作改善的努力，社会不公平状况日趋严重。古巴有极度繁荣、快速发展的一面，也有极度贫困的一面。而巴蒂斯塔变得强硬而专制独裁，废除宪法，面对反对声音，一律残酷镇压以待，和他的第一总统任期相比，已经判若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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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七年下来，自然天怒人怨。要反对他的人可以说各种派别、比比皆是，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七二六运动”只是其中一支。美古长期关系密切的另一个明证是，古巴各派政治人物，失意时都会流亡美国。菲德尔·卡斯特罗也不例外，他在1953年7月26日推翻巴蒂斯塔的尝试失败（这也是所谓“七二六运动”组织名称的由来），他被判刑，两年后由巴蒂斯塔大赦释放，他随即去墨西哥准备继续革命，革命非常关键的筹款是去美国筹的。
       最后，巴蒂斯塔对反对派的镇压越来越残暴，已经到了谁都看不下去的地步。即便还在冷战最紧张时期，肯尼迪在竞选总统期间，还是强烈抨击了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古巴政策，认为美国不应该再继续支持巴蒂斯塔政府。
       到了这个地步，古巴人要推翻巴蒂斯塔，大多美国人早已经一点都不奇怪，甚至都在等着他被推翻。菲德尔·卡斯特罗与弟弟劳尔·卡斯特罗、切·格瓦拉等人一起，又一次卷土重来，终于在1959年获得成功。
古巴许可私人经营饭店涉足旅游业之后，迅速发展。


       在美国和古巴将近六十年的“关系密切时期”，不论政治关系如何，从文化上来说，当时美国的几乎所有元素，都以压倒性优势渗入和占据了古巴。从各类产品到体育、棒球，从艺术到文化，从建筑到绘画，从自由的市场经济、企业文化到社会建构，从专业团体、民间团体的构架，到教会、学校、俱乐部等等。因为近，革命前的古巴精英阶层，几乎都有能力把孩子送去美国读书，读高中的都很多。文化上血液里的改变，已经根深蒂固。今天，站在西班牙人留下的古堡上，隔着窄窄海峡，眼前就是那个美丽哈瓦那的全景。今天哈瓦那百分之八十五的建筑，是在那个美古“关系密切时期”建造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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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哈瓦那市区，街头跑的汽车，一多半是美国五十年代古董车，如时光凝固、恍如隔世。
       直到今天，古巴朋友提到革命，都要不断强调，他们的革命和东德、东欧国家有本质不同，他们不是苏联在二战后占领、由外部输入的革命，古巴有自己内在的、需要革命的理由。这也是卡斯特罗一再教育国民的古巴革命合法性：前政权的各种问题和暴政，是革命的理由。实际上，这里隐藏着一个思维陷阱：哪怕有万般理由改变旧制度，还是有一个引进怎样的新制度的问题。在暴政面前，人民有推翻它的革命权利，可是，它并不因此就赋于新政权天然合法性。接下来，还是有新政权何去何从的问题：是进步，完善法治，造福大众，取得自己的合法性；还是重复暴政甚至更退步、彻底抛弃法治、变成另一个暴政？
      把“革命”解释成一个奇怪的、不可冒犯的“圣词”，认定那个通过“革命”拿到政权的政府，就可以为所欲为，这只是一种诡辩。其实在巴蒂斯塔倒台那一刻，美国人和古巴人一样，都并不清楚，新政权到底何去何从。
       谜底很快揭晓。新政权立即掠夺了全部外资企业、以及四百多家古巴人辛苦创业建立的私有大企业，包括最近在中国紫禁城举行全球鸡尾酒大赛、当时已经创业近百年的百加得朗姆酒公司。私有土地、房产等等，大规模的财产被所谓“收归国有”，私人俱乐部和私人学校一律关闭，这些都不在话下，典型例子，就是一个古巴朋友很激动对我说了几遍的故事：革命后的一个周末，银行关门，在周一银行重开的时候，宣布旧币作废，开用新币。这倒也算了，令人崩溃的是，只有价值200比索的旧币可以兑换新币，超过的钱就全部自动转为废纸。我问下来，当时古巴穷人的确难有两百比索的存款，但是中产阶级、小业主、专业人士、知识阶层等等，拥有超过两百比索的还是大有人在。显然，这不是在法律框架下的改革，而是颠覆法治的退步。这种以革命的名义对个人资产的掠夺，不论赋予多么正当的借口，不论经过多少年，最后还是会回归常识的判断。所以，当我在古巴居然听到有古巴人几次明确地对美国人说：“是我们欠你们的。”真是感觉很意外和震动。
       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架势一拉开，富人、能人、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等等，自然感觉这个国家已经无法无天、没理可讲，开始大规模逃离。这已经是1959年的冷战高潮之中，这样的革命已经屡见不鲜，这也是美国当时不敢轻易支持古巴变革的原因：变出来的很可能更糟。
       五十年代，美国是古巴糖最大的出口市场，古巴进口商品的百分之七十六来自美国，古巴百分之九十的电话电力设施和服务都是美国公司在做。但是，古巴的单一经济已经打破，一个新行业，古巴旅游业在蓬蓬勃勃发展起来，古巴成了美国人的度假天堂。菲德尔·卡斯特罗当年的雄心就是“真正的独立自主”，不论政治、经济，都不要依赖外国。首先是没收美国等外国资本和企业。西方人都是可疑的，关上国门成一个封闭国家，游客就此绝迹。所以在古巴聊起来，古巴革命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就是美国游客掉头转去的墨西哥坎昆了。
        国门一关，菲德尔·卡斯特罗就向国民宣布“古巴的真正独立”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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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欺欺人的“独立”显露尴尬的真相
       1991年，苏联突然解体，古巴鸵鸟式自欺欺人的“独立”立即显露尴尬的真相：多年来，古巴只是苏联的一个附庸。理解古巴的要点：它是一个小小岛国，到今天人口才一千一百万。苏联出于冷战的战略需求，养着这个小国，以比国际市场更低廉的价格大量收购古巴糖，给它低息贷款，更进一步加深了它的单一经济模式。它只是苏联东欧经济圈中的一个甘蔗园，不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远不是有自尊的独立政权。
哈瓦那革命广场的何塞·马蒂纪念碑。


         作为附庸国，母国一旦消失，它即刻进入前所未有的困难时期。古巴官方给了一个名称叫“和平特殊时期”。在1991年那个转折点，苏联主导经济圈的“经济互助委员会（CMEA）”也一起倒了，古巴顿失三十亿到四十亿美元的经济援助，遭遇史无前例困境。到1993年，粮食和副食品极度短缺，平均口粮是二十磅到二十五磅之间，有整整一年，三分之一的日子靠喝糖水度过，有五万古巴人因为缺乏维生素视力出问题。医院里，医生护士常常缺席，地方上的内务部人员和警察也常常顾不上监督反革命和刑事犯罪，大家都找吃的去了。能源供应不足，GDP跌至原来的百分之三十。不仅公共汽车经常开不了，古巴朋友告诉我，当时拖拉机开不动，只能要求大家下乡“像牲口一样拉犁”。不仅如此，单一经济下，它不能生产自给自足的粮食；没有硬通货，也无法从国际市场买到吃的和生活必需品。那是长达三、四年的大饥荒。一个古巴建筑教授出示了自己的两张照片，一张是夫妇二人今天的旅行照，满面红光；一张是“特殊时期”中，饿得干瘦干瘦。

        不论冷战哪一方，有一种深深的误解：古巴被苏联援助了三十年，在同一个意识形态之下，应该关系很好。苏联解体、也就是苏古巴脱离时，是不是很依依不舍？共同的意识形态是不是很大程度决定了国家关系、民众感情？我在即将离开的前一天，问了我的古巴朋友。他摇着头说，并非如此。在突然断奶的那一刻，对古巴当然是立时三刻就生死攸关的晴天霹雳，但是熬过去之后，古巴人庆幸这样的脱离。这里有国家领导层和民间的不同原因。对古巴的误解，通常都是领导人掩盖了自己百般矛盾的心态，习惯以拉美式的夸张表现政治自尊，对外界传递了误导的信息。古巴领导人，尤其是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讲话，激情四射，也坚硬得给人留下朝鲜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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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古巴的转变从苏联解体就开始了，每天都在变化中。
       就领导层的苏古关系来说，古巴革命其实很晚，1959年才革命。“猪湾事件”以后，它才痛下决心进入苏联阵营。所以，那已经是六十年代初了。而两国合作，其实不断发生摩擦。仔细去看，主要是两国地位不同。古巴在苏联极其主导的“经济互助委员会庇护之下，就像古巴人在古巴政府安排之下的地位差不多，有口基本的饭吃，但苏联不希望它有政治自主权。革命后，古巴领导人还非常年轻任性，不管不顾的拉丁脾气上来，就一定坚持输出革命。除了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颇为个人化的输出革命之外，古巴自作主张地向安哥拉、纳米比亚、尼加拉瓜、埃塞俄比亚等国派出军队，军事支持了古巴领导人认为是正义的一方。例如1975年，古巴向尼加拉瓜派出三万五千个士兵，介入他们的内战，连招呼都没给苏联打一个。而苏联毕竟是个大国，要考虑冷战中的大局平衡，并不希望大局不稳的时候，就在自己无法掌控的地区全面开花。对苏联来说，古巴只是全局战略下的一枚棋子，例如，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在和美国谈判之后撤出导弹，并不需要古巴同意。在撤离导弹同时，还要求古巴交回以前援助古巴的一些其他武器，这使得古巴领导人认为，苏联根本无意在古巴受到威胁时，尽老大哥的责任保卫古巴。
      在民间，就是另一回事了。古巴对俄罗斯的民间文化接受度，远不如中苏之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自认“进步”那一代深受俄国影响，续上了1949年后短短几年的中苏友好，造成了几代中国人深重的俄罗斯情结。俄罗斯文学、歌曲、艺术，影响经久不息。而古巴在近六十年的“美古特殊时期”中，已有美国文化先入为主、深深扎根，而热情奔放的拉丁性格、音乐舞蹈，其风格和俄罗斯的深沉厚重也差别太大，在革命前，古巴和苏联风马牛不相及；革命后虽然也派了不少留学生去苏联，但是，在古巴民间，俄国文化几乎了无痕迹。一个退休女教授说，“有一次一个苏联人拥抱我，然后，竟然哭起来”，对古巴人，这个太不好理解。“苏联人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她说，“几栋难看的建筑而已！”哈瓦那有一栋巨大无比的现代建筑，是苏联时代留下的，状似机器人，被古巴人频频嘲笑。反倒是苏联解体之后，普京说我们俄国人在这里那么久，连一栋东正教教堂都没有，实在说不过去，在他 要求下，古巴政府才拨了块地给他，建了一栋完美的东正教小教堂。后来我才发现，在古巴人的嘲笑背后，竟是几十年的怨恨。苏古走近后，从1962年开始，古巴就实行基本食品和生活品的配给。这个购买配给品的“购物证”，就像我们小时候的“购粮证”，一直保留和使用到今天，今天的古巴人还在用它购买低价配给品，多数人还是靠它过着非常简陋的生活，古巴人把购物证叫做“俄国本子”。
       革命初期逃亡者留下的一切私人财产全部没收后，部分分给了穷人，大量赤贫人口受益，自此古巴“平等地”为每个人提供一个“最基本生活保障”，也没有任何生活富裕机会，听上去，革命的诡辩理直气壮，失去最多的是外国企业和百分之十的富人，但是穷人受益了。而破坏法治的恶果，是开启了政府可以为所欲为的先例，最后侵害每个人的利益。
古巴街头随处可见美国50年代古董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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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鲜的旅游广场后面是大片破败不堪的“好房子”。
        不仅是物质生活匮乏，还有集体化、再教育和改造。1961年6月，菲德尔·卡斯特罗在为时三天的知识分子会议上宣布：“革命的，什么都可以；反对革命的，一点都不行！”可是，什么是“反革命”呢？法律上没有界定。不久，一批专栏停掉，一些杂志关门。
       在猪湾，有个国家博物馆，古巴人笑着说，在拉丁语里，这应该是“野猪湾”。那是刚刚革命之后不久，一批逃亡的古巴人不甘心被掠夺，在美国的背后支持下，一次失败的“打回来”。猪湾事件之后，当时才七百万人口的小国，古巴政府立即把几万人送进监狱，虽然其中大部分很快被释放，但是到1965年，菲德尔·卡斯特罗承认，还有两万政治犯在押。批评政府和提意见都可能入罪，古巴人当然会问，这和被革命推翻的巴蒂斯塔暴政，区别又在哪里？不久后，古巴政府又以“征兵”名义办军事化劳改营，勒令报到接受“再教育”，一下就又关了几千人，而且人数不断增加，直到被“应征接受再教育”的作家、教授越来越多，1967年，引发“古巴作家艺术家全国联盟”强烈抗议，菲德尔·卡斯特罗才宣布解散了劳改营。
        更有生活的无数限制和困扰，例如想买点东西，随着领导人对意识形态不同时间的不同感觉，私人摆个小摊卖点菜的自由市场，一会儿可以，一会儿又要取缔。1968年，继革命初的没收大企业，又有五万五千个小业主的那点“小业”，被国家以一句“国有化”就掠夺干净。还有，古巴每个城市家庭都只容许有一个住房，多余的都在革命初期被没收。
       革命后的古巴号称百分之九十几的人都拥有私人住房。但是一个建筑教授说，其实这些住房产权不明。因为你可以住着，不交房租，但是没有买卖和出租的权利。再细聊下去，大多数古巴人都有一肚子关于房子的苦水，有的老人爬不动楼梯不能住楼层了，有的孩子大了要结婚，都只能以千奇百怪的办法“换房”，换得千辛万苦。再有，房子既然说不是国家的，就没有人管修。而国家工资给的“基本保障”真的是很基本，修房肯定修不起。所以，哈瓦那光鲜的旅游广场和旅游街区后面，就是大片大片破败不堪的“好房子”。也就是说，革命前，都是非常好的公寓楼，几十年只用不修，普遍破旧。不少房子破到接近废墟的程度。记得第一次进哈瓦那市区，就进入一片破败，关键是，还看得出它们曾经的繁华，旁边的古巴人看着我惊愕的表情，笑着说：“欢迎来到哈瓦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