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内瑞拉的病，西方开的解药还是毒药？

吉村春代

在超现实喜剧《蒙提·派森的飞行马戏团》中，我最爱桥段是委内瑞拉工人阶级上街游行、呼吁国家采取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好吧，那一幕并不存在，是我瞎编的，不过也恰恰说明了这一慕有多么荒谬，以至于我们只能想象它在《蒙提·派森的飞行马戏团》中出现。但这种荒谬性并不妨碍《电讯报》在社评中做出以下论断：“今天，国有化在委内瑞拉成了骂人的脏话，人们正强烈呼吁各大产业再次私有化。” 这样的论断被英国媒体视作常识，完全无需提供任何佐证，甚至不必假借某个虚构出来的名叫费尔南多的农民之口说出上述言论。

他们的结论——因为委内瑞拉的社会主义出了毛病，所以“失信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被丢进历史的垃圾箱”——再次说明作者是多么鲁莽自利、轻慢无知，才拼凑出一篇符合编辑部立场的文章。他们连连贯的句子都写不出，甚至写得还不如那篇读起来牙齿都磕绊不断的《科尔宾同志的宫廷政变》（Comrade Corbyn’s Palace Coup）。

《电讯报》一向不负众望地精彩扮演着所有西方报纸中最鲁钝的角色。一方面出于对国际自由主义的热忱，另一方面出于对其他国家社会、历史、政治环境的无知，《电讯报》代表了西方的一种意识形态。在这种意识形态里，每个人都想成为西方人。

在垃圾箱中翻找食物的加拉加斯人

从委内瑞拉的失败推导出社会主义永远行不通，这样的逻辑就跟拿一台不插电的洗碗机来证明天下所有洗碗机都将无可避免地失灵没什么两样。

委内瑞拉的问题在于，它不具备任何使社会主义或其他任何政治哲学正常运作的条件。马杜罗总统采取的非理性经济政策本身，只是该国治理问题表现出来的症状。实际上，西方在分析委内瑞拉的悲剧时，是把马杜罗政权政策错误和政府腐败割裂开来的——换句话说，他们认为即使在相对廉洁的政治环境下，该国政策仍是具有破坏性的。

然而看看委内瑞拉的历史我们就会知道，这两个因素是无法割裂开的。西方明明懂得这个道理却装作无知，是因为他们早已想好了结论，再找理由来套这个结论。然而，看看委内瑞拉独立运动之父西蒙·玻利瓦尔的研究结果，我们就会发现该国还有许多深层历史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而今天社会主义失灵只是这些问题的表面症状。

现代委内瑞拉是一出放纵与混乱的悲剧，其丰厚的自然财富竟然成了其经济欠发达和持续革命的原因。500年前，当西班牙“征服者”登陆委内瑞拉时，这片土地已经非常富裕，因此没有必要建立像北美那样创造和传播财富的组织机构。由于土著居民没有被消灭，作为殖民者的“克里奥尔精英”（出生在南美的西班牙白人）在当地仍然是少数民族，而在1811年委内瑞拉独立后，他们却以1％的人口拥有了当地几乎全部土地。在这一群体发动政变之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成为了一种令人难以抗拒的意识形态。如果将反对革命但鼓励改革的英国宪法与委内瑞拉宪法进行对比，差异无比强烈。据我上一次统计，委内瑞拉的宪法已经更新到第26部了。

哪怕曾经深陷挫败，哪怕曾遭流放他乡，哪怕已经去世200年，西蒙·玻利瓦尔对当代委内瑞拉的了解程度仍然超过当今西方世界的任何人。玻利瓦尔曾经提出，代议制不适合委内瑞拉，因为“我们当中既没有行政官，又没有金融家，也很少有商人。”现代自由主义者当然更无法接受玻利瓦尔的结论。他曾经这样问道：“鉴于我们的种族混合情况和道德记录，我们能否承受得起一个法律在领袖之上、原则在人民之上的体制？”

1828年的委内瑞拉是一个除了人之外，既没有财产也没有法律的国家，玻利瓦尔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颁布了宪法，规定了自己作为终身独裁者的角色，赋予了自己选择继承人的自由——查韦斯后来也享受了这样的特权。

委内瑞拉国父西蒙·玻利瓦尔（1783-1830）

带着历史眼光，我们现在可以回过头看一下委内瑞拉今天如何制定政策。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将委内瑞拉政府管制价格和扭曲市场的行为——它们无疑是笨拙和欠考虑的——视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实践结果。

但西方媒体的经济理性主义仅仅是一个烟雾弹，它是为了掩盖那条同时受到玻利瓦尔赞美与谴责的悖论，即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人。根据委内瑞拉令人摸不着头脑的外汇政策，该国可以同时以三种汇率进行交易，政府高官可以轻易买卖美元套现5万倍差价。这叫做社会主义，还是后现代脱离责任制轨道的玻利瓦尔专制主义？

浪费时间

无论公司或国家，领导班子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