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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美国大选号角已经吹响,民主党初选硝烟四起,44岁的华裔企业家杨安泽顺利跻身拥挤的民主党正式候选人大名单之中,引起了不少关注。虽然身为华裔,但与民主党内其他诸多少数族裔候选人不同,杨安泽并没有大打身份政治牌,让他成名的是“基本收入计划”主张,该议题包含三个要点: 第一,科技发展和自动化将消灭大量工作岗位,例如制造业工人、卡车司机办公室文员、超市售货员等。并且,这些人失业后大多不可能经过培训胜任新的岗位(例如IT岗位)。 第二,为了避免社会不稳定和保障个人基本生活,政府应当向所有18岁以上的美国人发放1000美元/月的基本收入,杨安泽称其为“自由红利”。 第三,“基本收入计划”需要2万亿美元/年的政府预算,这笔钱将来自向谷歌、微软、脸书等科技企业征收10%的增值税、“基本收入计划”推出后将被取消的现有福利计划开支以及其他可以免除的社会救济和管教支出。
正是这一议题让从无政治经验的杨安泽在民主党内众多资深或新锐政客中占据了一席之地,特别是在2016年特朗普击败希拉里的关键战场——锈带地区获得不少白人蓝领选民的青睐。那么,杨安泽的“基本收入计划”可行吗?进一步而言,不论杨安泽是否能赢得民主党提名,“基本收入计划”有可能进入民主党最终候选人的竞选纲领和2020年民主党党代会将要制定的新党纲中吗? “我是杨安泽,我要竞选美国总统”(图片来源:网络) 钱能收上来吗? 1. 向科技公司征税没那么容易 向科技公司增税是“基本收入计划”实施的首要前提,杨安泽希望由此获得8000亿美元/年的收入。但是,他的主张中漏了一个关键环节——如何向擅长全球避税的科技公司征税?事实上,美国针对大公司的名义税率一直不低,但是在特朗普上台之前,苹果、微软、思科、谷歌等跨国公司长期通过海外避税逃避着纳税义务,只缴纳着远低于名义税率的税款。直到特朗普上台后采取“胡萝卜(税率降至15%)+大棒(不把利润汇回来我弄死你)”手段,科技巨头们才陆陆续续汇回部分巨额海外利润。然而,杨安泽至今连应对海外避税的粗略主张都没有提出(更不要说具体举措了),我们显然很难相信假如他真的成为美国总统后,会使用强硬手段并成功从跨国公司收上这笔钱。那么,最终这笔税收就很容易像过去民主党诸多增税举措一样,落在没法全球避税的中小企业和中产阶级头上。 简而言之,在全球化时代,不讲反避税只谈对大公司和富人增税,都是在忽悠人。 2. 阿拉斯加州的石油红利并不是恰当的先例 在谈及“基本收入计划”可行性时,杨安泽多次列举阿拉斯加州的石油红利(从1970年代起,阿拉斯加州政府利用从石油公司征收到的资源税向全面成年公民派发政府红利)作为佐证。然而,科技行业与资源行业截然不同,在资源行业可行的举措并不意味着在科技行业也可行。 第一,石油(资源)是跑不了的。所以,不论阿拉斯加州征收多少资源税,只要石油公司还有利润,它就依然会继续在阿拉斯加经营。换一个地区就未必有石油了。但是,科技企业随时可以搬到另一个地区、另一个国家,它的经营并不依赖于只会特定出现在地球某些地方的东西,所以它会倾向于那些成本更低的地区。 第二,各个国家(企业)的石油储量是有限的,单位时间产量也是在一定空间内浮动,不可能无限扩张产能。所以,即使有的企业综合成本(生产成本、资源税等)更高,但其他企业也很少会通过大幅降价(即使依然高于自己的成本)和产能扩张来抢占市场。 阿拉斯加石油管道(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东不到10美元成本的石油、美国20、30美元成本的石油以及一些国家40、50美元成本的石油都共存于全球市场。对资源类企业来说,综合成本比竞争对手高并不是致命弱点,只要自己的成本比自己的收入低就行,企业相互间也并不存在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 然而,科技企业不一样,每个科技企业理论上都可以无限扩大自己的产能,因此每个科技企业都有能力也有意愿打垮其他所有竞争对手以独占所有市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A企业的成本显著高于B企业,B企业就可能通过降低产品价格方式抢占A企业市场直至击垮A企业。所以,假如向科技企业加税真的能成功,也未必是好事,它可能使得科技企业彻底搬出美国或者被低税率地区的企业击败。 第三,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一条途径,就是通过提高关税消除外国企业在与本国企业竞争时的成本优势,特朗普上台以来在汽车、钢铁等行业上多次使用这一手段。然而,这一手段也并不适用科技企业。美国传统制造业早已衰退多年,在全球市场上已无太多份额,在美国国内市场上也处于劣势。所以,通过提升关税,至少可能帮助他们在足够大的美国国内市场中扳回一城,扩大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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