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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只排斥中国人? ——剑镇上想到的辛酸往事 “移民”,本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既有骨肉交融的情感成分,更有经济、宗教、逃避战乱、向往自由等外部因素。尤其是背井离乡,远离故土,举目无亲,受尽欺辱的第一代移民,孤身跑去一个自己全然不知的外族之地生活,无不充满许多辛酸故事。几千年来,“安土重迁”的儒家文化,在中华民族的思想中早已根深蒂固,为什么要移民呢?很多人都会问到这个问题。 本期展示的一组历史图片,可能很多愤青不愿意看到和接受。早年海外华人形象,在欧洲异族(哪怕他也是个矿工)眼里就是:“一只梳着肮脏辫子的丑陋八爪鱼——【Cheap Labour廉价劳工,扰乱市场、Pak·Ah·Pu喜欢“白鸽票”(一种赌博形式)、Immorality伤风败俗,没道德、Small Pox天花多病、Opium吸食鸦片、Birbery行贿受贿、Fan·Tan喜欢“反摊”(一种赌博形式)、Customs Robbery走私贩私】。 【No Savee没有积蓄、Opium Smoking抽大烟、Leprosy麻风病、Nast不讲卫生、Underselling低价倾销......】。 我们的先辈们为什么会给鬼佬留下如此恶劣的印象呢?作为一名华人,我看到这些也十分心酸,羞愧,甚至气愤!但是,我想先不要骂街,先不要轻信政客的不烂之舌所鼓噪的极端民粹情绪!冷静的思想一下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美国、澳洲、新西兰等国家都曾经在国家法律层面上,指名道姓的、唯独排斥我们华人?这又是怎样造成的呢? 我们现在的海外游子们生活的又是怎么样? 尽管国人富庶了,有钱了,我们还有哪些有待提高? 在这里我只是简述历史,不以简单激进的民族主义思维回避问题,那无助于中华民族的振兴。 背景:在新西兰的南岛上,距著名景点女王镇Queenstown不远,有一处历史名城——剑镇Arrowtown。它崛起于19世纪60年代在Arrow River上发现黄金。小镇因黄金而兴,因黄金而盛,因黄金而衰。21世纪的今天,这里依然有美丽的林荫街道、高档画廊、时尚的购物场所和漂亮的教堂,还有60多座两个世纪前,用木头和石头构建而成的房屋得以保留至今。 坐落在小镇中心不远山坡下的“华人矿工的住区”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它给我留下的记忆最为深刻,久久不能平静和忘怀。因为华人定居点是世界各地残存下来为数不多的历史见证物。作为解释性标记遗迹,可以说明当时中国“矿工”在淘金热期间和之后的生存状况。那些当时的店铺和岩洞仿佛向今天前来参观的每一个人讲述着当时一个又一个真实的凄婉故事。 1、陆上下海都是死 背井离乡寻活路 十九世纪末的中国,朝廷摇摇欲坠,饥荒、战乱、疾病、人口过多、失业,人民苦苦挣扎在政治动荡的环境中,勉强糊口。被卖猪仔去海外做劳工、去海外淘金成为他们拜托贫困不多的机会。能够出钱资助其他人背井离乡,等于给出了一条活路。从十九世纪开始,来自广东的淘金者源源不断地奔赴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金矿,从1865年起,淘金者又开始前往新西兰。 淘金者绝大多数是年轻的男子,其中一些人刚刚度过童年,只有极少人念过一点书。他们对吸引自己前往的国家一无所知。对他们而言,只知道美国是“旧金山”,澳大利亚、新西兰是“新金山”。 留守在家的多是老人和孩子,妇女、甚至新婚不久的新娘都被留在家中照顾家人。她们的命运和未来与漂泊在外的劳工同样不定,不知道什么时候男人能寄钱回家,也不知道能不能再见到自己的男人。实际上,七个淘金者就有一个长眠在新西兰。 最早来到这里的华人是来自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金矿,但是口口相传,很快就从广东引来了新人。1870年,17岁的James Shum(詹姆斯。沈)就是在别人的鼓动下决定来新西兰碰碰运气。“过了几天,我家的亲戚聚到一起饯行。父亲给了我36盎司银子,我和村里九个伙伴一起离开了广东……我们登上了帆船,船上共有330个广东人……” “离开香港的第三个月,海上风浪很大。我们无法做饭,一根桅杆也被大风吹跑了,船一侧的舷墙也被大风刮掉了一块……在我们睡觉的船舱里积水有一尺深。所有乘客都在喊救命,只有我和一名12岁的四邑男孩没有哭喊。我们同村的一个人还卷起铺盖要跑,我不知道他能跑到哪里去。” 尽管旅途漫漫、前途未卜,但是疑惑难挡,因为当时的中国政府太昏暗,人民太贫苦了。1871年一名广东劳工一年的收入相当于12-14新西兰镑,而在南岛的一名华工一年可以挣77新西兰镑,其中三分之二可以省下来带回家。 2、自我封闭 与世隔绝 来到这里的华人,几乎生活在隔离状态,靠亲情相依为命。华人尽量避免麻烦。他们基本上远离欧洲人社区。 华工们没有节假日,白天到金矿场劳作,工作时间很长,很枯燥。业余时间就聚在一起,靠赌博、吸鸦片或抽烟来打发慢慢长夜,当然这种自我陶醉的消遣方式也是深受欢迎的忘记痛苦的方法。华工自成体系相依为命,相互支持。“他们是那么渴望美好生活!什么都无法吓到他们。人在异乡,处于陌生的面孔、语言和风俗环境中,但是他们达到了自己的目标…..”Alexander Don(牧师,亚历山大 · 唐) 许多华人淘金者之间都有亲戚关系。在所谓的“链状迁徙”中,他们的旅费得到居住在新西兰的亲戚们的帮衬。对另一些人而言,共同的广东乡村文化传承足以使他们紧密团结。这种情谊帮助他们度过这艰难的日子,提醒他们对国内家人的责任。 华人们有着一个相同的梦想:攒够100-200新西兰镑就回乡,这些钱足够买一个小农场,抛掉贫困,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在最初的岁月里,淘金者都省吃俭用、苦干五年就可以达到目标。至少那是他们的目标。 无论收入有多么有限,但是他们懂得自娱自乐。华人还非常重视传统饮食、药物、风俗和信仰。他们吃烤猪肉、喝白兰地,放鞭炮,全心全意地过节,特别是过中国的农历新年。 阿林商店AH LUM STORE曾经是华人住区的社交与商业生活中心。店主阿林,又被称做老雷Lau Lei,是一位备受尊重的社区领袖。阿林还曾在Shotover River河中救起一名欧洲矿工,一时成了当地的大英雄。 他懂英文和中文,会说两种语言,在不识字的华人淘金者与欧洲人社区间搭起了重要的桥梁。除了起到发言人和翻译外,店主通常还帮同乡写信,办理民间放贷业务。因此老雷是社区的商人、翻译和文书。中国的淘金者把他的商店当成了非官方的银行和聚会点,在这里抽烟、赌博,闲聊天。 在当时的阿林商店里,堆集着各种从欧洲各地和中国进口的货物,包括中国茶、大米、腌制的柠檬、生姜、药品、烟具,以及鸦片和赌具。楼上的阁楼还可为客人提供住宿。“地面什么也没铺垫,我记得很清楚的是气味,温暖、鲜美、香辣和神秘,我现在还能闻到。” 阿林在后来回忆说。 1910年,一场大火小店不幸被烧毁后重建。阿林于1925年去世,商店就关门了。阿林死了,小店关了,这里华人的民间社区中心也就此消失。 亚历山大-唐(Alexander Don),不仅仅是当地一名传教士,从1886年到1906年,唐走遍了整个矿区,到与世隔绝的金矿区拜访华人矿工,他会讲流利的广东话和摄影,以及细致的观察和记录,为今天人们理解当年的华工劳动生活留下宝贵的资料,虽然矿工们对他以礼相待,但是在唐教化下皈依基督教的华人也不足20人。 从此处不难看出,我们身处海外的华人,受到语言不通的限制,与外界交流受到严重制约。但是那更多的是受到中华文化传统的理念影响,宗族观念,导致他们不愿意接受另外的文明、文化和宗教,更不要说愿意主动学习和融合。 3、淘金者的残酷现实 到1865年这里最初的淘金热已经结束,数千名欧洲淘金者奔赴西海岸新的矿区。省议会担心本省经济会奔溃,于是决定邀请澳大利亚金矿区的华人前来工作。“人口的增长哪怕是黑猩猩的增长,也比没有人好。”当时的议员们用这一观点反驳异议。 几乎所有的华人淘金者都来自中国广东江门附近。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这些沉默寡言而又坚忍不拔的人,总数达到8000多人,占了该地区人口的17%,占矿工人数的40%。在瓦卡蒂普Wakatipu金矿区,华工数甚至超过了欧洲矿工。 开始当地欧洲人以开放的心态接受了最早抵达这里的华人。华人们凭借自己的劳动和勤劳,在原先已经掏过金的废弃矿渣上谋生,并因此赢得尊重。当地白人矿工还与澳大利亚来的华工分享采矿知识。有许多年,华人矿工的黄金产量占到矿区总产量的30%。 华工们沿着剑镇的丛林溪水Bush Creek建造了一个住区,“20多间茅草屋排成一排,所有屋子都有门窗,适合任何欧洲人居住。他们有一家商店和一个庞大的食堂,做饭的炊具十分齐全。”后来丛林溪住区逐渐成了华人矿工的中心。Alexander Don是这样记载了当时的情况。 但是随着华人人数的增多,商业利益扩大,华人文化和习俗中的一些不良习俗也跟着带来过来,影响了华人在海外的形象。特别是贪小便宜、卫生习惯、吸烟片、赌博等等问题开始暴露,“他们被认为带有不道德和不卫生的生活习惯,通过压低工资进行不正当的商业竞争,他们也是群体暴力的受害者。” 欧洲移民与华人面临的怨愤也日益增多。在当地种族主义报刊的宣传下,有关华人放荡多病的恶意污言又助长了欧洲人的偏见,他们用“黄祸”(The yellow peril)来侮辱华人的到来,人们担心新西兰会成为一个劣等种族的殖民地。剑镇上还成立了反华的欧洲矿工协会。 最终在1881年,新西兰政府制定出台一系列法律,阻止华人移民,并把入境费提高到令人望而却步的100新西兰镑。 这种情形的发生与1878年前后澳洲推行白澳政策,出台《华人问题》(The Chinese Question)、美国1882年出台《排华法案》都是一脉相承。请注意,这些法案的出台其共同特点都是,开始是因同为工人阶级之间的竞争,上升的激烈对抗而引起的,直至上升到国家层面出台法案排斥华人,而且是在众多移民中,仅仅对中国劳工单一种族出台歧视性法律文书。 卡尔·马爷,您对此当作何解读? 4、逝去的岁月,华工的结局 华工往往依凭当地的片岩建造棚屋。大的住人,小的棚屋用作仓库。华人淘金者懂得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建造简单的棚屋。烟囱通常设在门边,室内昏暗。家具仅有一个用来睡觉的平台和几个储物箱。唯一的装饰品是写在红纸上、贴在大门两侧的祝福对联。 身心困苦远远超过了淘金的艰苦。新来的淘金者习惯了广东近乎热带的气候,对新西兰南岛冬季的苦寒感到震惊,更对当地人的敌意感到焦虑不安。那时华工受尽了谩骂和凌辱,尽管华人社区躲过了身体暴力。 随着黄金储量不断下降,欧洲淘金者渐渐离开,剩下的华工也少了许多骚扰,他们不再被视为是竞争对手。到1890年,几乎南岛的金矿全都淘光了,华工也不得不离开了这里。一部分去了西海岸,大多数人回到了中国。 然而,家乡的现实有时也会使人们对回家的美好梦想破碎,因为多年过去了,他们与家人失去了联系,许多同代人已经去世,家乡依旧在兵荒马乱中,一些人不得不重新返回到新西兰。留下来的人则找到了新的工作,主要是种菜。住区后面的山坡上,出现了一片片整整齐齐的田园。这些小小的地块用栅栏、山楂树篱笆和石墙围起来,收成无论是卖钱还是自用都颇有价值。华工对运用自己的传统农耕技能生产蔬菜感到自豪和喜悦。他们把土壤刨松,用大量动物粪便施肥。华人主要靠种植马铃薯、玉米、卷心菜、豌豆、醋栗和草莓等作物谋生。少部分用于自己食用,剩余的新鲜蔬菜用扁担挑着篮子定期去城区挨家挨户卖,也有的赶着马车卖自己的农产品。 再后来收入有限的老年男子成了这个住区的主要住户,过着孤苦伶仃的凄惨生活。老年的华工主要靠相互接济生活,从1889年到1900年,华人住区有16-20名永久居民。实际人数经常在变,特别是冬季,矿工无法淘金时。最初,几个人合住一间棚屋,后来人数减少了,居民往往独住。在官方意义上,他们仍旧被明确排除在新西兰“退休金法”的范围之外。因为华人在当地没有什么不动产,当地政府在此之前很难向华人征集税款。 老年矿工还是渴望葬在祖坟里安息,比较富裕的华人募集资金,帮助数百名老人返乡,并把已经去世者的棺木送回家乡。令人唏嘘的是,1902年,最后一艘运载500具遗骨开往广东的轮船在新西兰北岛的昂及安加Hokianga附近沉没。 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新西兰才放宽了对中国移民的政策。此前新西兰的绝大多数华人,都可以追溯到这些来新淘金的广东农民和手工艺者。一小部分最早的移民还娶了欧洲女子为妻,他们成功地融入了新西兰社会。虽然限制华人移民的政策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是采金时期之后,新西兰的华人妇女人数缓慢上升。1911年当时在新西兰的华人妇女不到50人。 在剑镇华人住区,可以感受到一个非凡民族的泣悲的故事。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华人淘金者在奥塔哥南部地区(Otago-Southland)的深山密林中建立了众多的营地和住区。这里只是其中之一。但是,到世纪之交时,大多数的住所逐渐败落。 1983年人们开始对这里进行考古发掘,勾勒出当年华人住区的图景。当时一共发现了25个遗址,还有许多器物,有钱币、瓦罐、瓶子、鸦片枪。剑镇的华人住所揭示了在新西兰最早华人移民的生活与当时的情景。为纪念华人对当地的贡献,在剑镇原来的华人住区遗址上重建,遗迹弥足珍贵,遗存的实物重构了过去。 6、我们在改变 近些年,美、澳、新相继为历史上对早期华人定居者实行的法律歧视向华人社区正式道歉。承认“最初华裔新西兰人的独立身份、历史和勇气”。尽管新西兰前总理海伦·克拉克这样说。 但是作为华人对这段历史有没有值得反思自己的地方呢? 美国西部铁路开发、巴拿马运河开凿、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有关华人移民的博物馆中,各国都有对当时华人劳工的处境有详细记载,除了肯定华工对各国建设发展做出的贡献加以肯定外,博物馆里留存下来的当时媒体对华人的描述以及羞辱华人的漫画十分刺眼。让我怎能不心酸! 那时国人被描绘成:“懦弱、残忍、排外、狠袭、放荡、赌博、杀害婴儿、吸食鸦片、崇拜偶像、思维混乱、政治专制、流行瘟疫、一夫多妻、缺乏进步精神”。当时的中国人在白人的眼中是“不开化、肮脏、道德败坏、廉价竞争、不讲信用……淫荡好色”以及“奴性十足”。白人民族主义者鼓吹“通过排斥政策”“遏制愚昧无知、道德败坏的偶像崇拜者的泛滥”。 为什么华人会是这样形象留给外界呢? 我们贫穷背井离乡、弃母弃妇,远渡重洋来到遥远的孤岛;我们渴望财富,受尽来自当地政府和矿工内部的凌辱、排斥、欺压,甚至失去年轻的生命·······受到严重的种族歧视,华人毫无选择的在他人丢弃的矿渣上再次加工淘金,而不能去寻找新的矿点,只能忍气吞声。 有人肯定会回答“因为我们穷,人穷志短”。 为什么同是贫困潦倒来到新大陆的其他民族没被排斥?即便是歧视也是平等的歧视。 为什么在同时期、同等条件下、同为移民的其他种族处境要比我们华人好? 贫穷的爱尔兰移民“不动产只有一对奶子和屁股” 却没遭受如此待遇;只能做门卫和下人的“阿三”从没听说受到法案排挤; 为什么全球唯一一部上升到法律层面的排斥其他种族的法案指名道姓的只针对华工? 我们可不可以换个角度,反思一下我们本民族的问题,甚至造成排华的一些原因恰恰来自我们所谓的“中华文明”。 1、廉价劳动并非好事 华人聪明能干、工资要求很低这是有目共睹的。有时是好事,有时则会扰乱市场,损害其他劳工的权益。劳动力本身也是商品的概念在华人的思想中比较淡漠。由于劳动力的价格很难界定,华人多是孤身前往海外,不带家眷成本低,不养家糊口,很像今天撇弃一家老小的农民工进城打工。那时的华工任劳任怨,白人雇主没见过这么能吃苦的,所以英语中专门发明了一个词叫“Kuli”, 意思就是苦力,专指中国的工人。这在雇主看来是优势,但是这样大大损害了同阶层的其他劳动者的利益,从而引起同为“无产阶级”之间内部的反感和暴力斗争。其他移民劳工便以各种手段对华人施以暴力。廉价劳动力的恶性竞争,导致了“无产阶级”内部的分化,逐渐演变成两个种族、两个阶层间的激烈矛盾。“华人是一群既不能收留,也赶不走的人群。他们可以使国家变成两个明显断层,加深贫富阶级之间的矛盾。他们化40美金、4周就可以漂洋过海,以极低的劳动力成本与其他民族竞争。”当时的政治分析人士这样评价其他移民与华人间的暴力冲突。 中国式低价倾销,在国际市场竞选中还不时出现。在非洲被驱赶,在西班牙、意大利仓库被焚烧,在俄罗斯市场被砸、仓库被封等等都与低价恶性竞争不无关系。 更有新的情况和那时又不同,那时华人是压低当地雇佣价格,现在到国外的富有华人是抬高当地房产价格。这些作为,外国老板都比较喜欢,但普通百姓都不喜欢,因为华人压低了他们的收入水平,或者增大了他们的生活开支水平。 悲催的是我国农耕社会思维在计算产品成本时,从古到今几乎忽略考虑自己的劳动力价值。在融入国际大家庭的今天,切换竞争思维尤为重要。当有人还为这种低人权优势而沾沾自喜时,是否应当反思其中的消极因素呢? 2、只想来赚钱,不想谋发展 有本意大利人写得书《不死的中国人》其中讲述的一件让意大利人感到奇怪的事情,在意大利的华侨不少,但是,当地人几乎没见过华侨老人去世后的葬礼,所以产生了中国人都长寿的误解。其实,华人都是年轻时出来赚钱,挣足了钱,跑回老家造大房、娶媳妇、修大庙,一茬又一茬周而复始,挣钱在外,落叶归根的传统思想,那里会有留给老外见到华人老态龙钟的机会呢。 老外也不傻,他们只是在反讽而已。“他们不是为了来定居建设的,而是为了赚钱带回家的”曾有议员在讨论通过排华法案时就做了这样陈述。华人有吃苦耐劳、勤奋节俭的传统。多赚钱少消费,更别提在海外购置不动产,商业交易喜欢用现金,政府很难征收到税款。所以,对当地财政贡献就成了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在早期劳动阶层排斥华人时,政府觉得华人劳工成本低有利可图,不愿意通过排华提案,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官方也赞同严格限制华人移民的原因。 当然某国用“户籍”一类规定阻挡本国公民自由迁徙,阻止农民进城安居乐业与华人在海外的遭遇大有逆向的异曲同工之处。不同的是自己人歧视自己人罢了,农民工想置业安家都不行,城市只需要你的廉价劳力来奉献,至于你老了、病了、住哪里、吃什么,则无人愿意问津。 3、谁喜欢与自己格格不入的人在一起 可能是受传统族群乡绅文化的影响,在海外华人间似乎最信得过的是华人,最亲近的是同乡。华人基本上只生活在自己的天地里,不愿意,也不喜欢与当地人相互沟通交流,相互学习,相互融合。语言不通或是借口,因为完全可以相互学习。 百年前,一位美国民主党议员就曾经这样说过“华人无法和我们融合。在经过了25 年的交往之后, 他们在和我们的融合方面没有丝毫进展。实际上, 他们只是在一个国家内的另一个不同世界, 他们有自己的内部政府, 处于半封建状况下的混乱社会中, 以一种形式复辟了旧有的、可怕的等级制度和阶级制度, 而这恰恰是我们的战争( 南北战争) 要求推翻的。”“不断涌人、繁殖率很高的华人对加州有一种侵略性的趋势,假如这种侵略不被抑制, 美国本土的劳动者将被迫离开西海岸,而华人对投票权的要求也不能长期拒绝。如此发展下去的话, 将出现一个被外国人占领的蒙古人种的州, 最终它将堕落成中国的一个省。”他的话虽然很刺耳,从中也反映了海外华人与当地人几乎是两个社会的强烈对比。 自我封闭,导致他人不但不了解华人优良的传统和好的习俗。相反,华人中不良的一面还会被以讹传讹,不断发酵和放大。“华侨的罪孽是中国四千年来发展的结果……旧金山市一万人华侨中,尽系赌棍,鸦片鬼、匪徒和妓女,专以抢劫勒索为生。”这就是那时候媒体对旧金山华人社会的描述,虽然夸大和言过其实。 “中国人是一群神秘的人。他们只生活在自己的车间、或餐馆后厨的阴影里面。好似是一窝蚂蚁,除了干活挣钱,似乎没有喜怒哀乐,从不单个出现,一出来就是一群。” 近年意大利记者笔下所描述在意大利的中国人,还是百年前的形象,几百年过去了,海外华人的这种族群文化依然在延续着。 不能张开双臂向他人表达要融入他国文化的愿望,甚至以“中华文明”排斥其它文化,抱守其中的糟粕,继续把生命压缩在狭小的空间内,靠低人权维持竞争,这也是导致海外排华现象产生的一大原因。 4、不关心政治进程,甚至变相的破坏民主制度 当中国清末还在四处闹匪患时,洋人们开始玩起了民主选举投票游戏。那时候的海外华人既不明白,也没兴趣。需要投票表决时,工头稍微给下面工人第一点好处,工人们就会不加思索听命照做了。结果被洋人骂成“愚昧无知,缺乏进取,不可教化等等”。这种出卖自己基本权利的做法至今在我国乡村中还有所闻,给一桶地沟油或十元钱,村民就把选举村长的权利卖了!(城里人还没有这种一人一票选举的机会,若是有也很难估计是否会好于村委选举。) 这种宪法赋予的崇高权力在愚昧的人看来一文不值,还不如两个肉夹馍来得实惠。国人这种淡漠的政治意识在饱受封建统治残害的民族中还需要长期耐心的启蒙式教育(统治者自然不愿意做这种出力不讨好的事情),更需要民众自发的觉醒和觉悟。若再受到愚民驯化,恐怕觉醒之路更加漫长。 在21世纪的海外,我们华人不再是几百年前:男人梳着长长的散发着异味的辫子,女人也不再是裹着“三寸金莲”跛着脚走路的那副囧相。 祖国蒸蒸日上,经济、军事、文化都在快速提高。但是,我们的中国梦、全球梦还有相当漫长的路要走!希望祖国更强大,民族也更加文明与开明,希望我们文化中的丑陋逐渐减少,通过每个华人的不懈努力,不断地给中华民族加分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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