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锦荣笔下的秘鲁华人：身份认同与价值冲突

尛八 · 发表于 2016-11-11 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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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藤森庆子在秘鲁总统大选中惜败于对手库琴斯基。尽管庆子出师未捷，未能延续父亲的辉煌，但这一对登上秘鲁权力巅峰的日裔父女还是给世界，尤其是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因如此，中国人被秘鲁的神奇所震惊，不仅是因为古老神秘的印加王国或安第斯奇药“玛卡”，更因为以藤森父女为代表的外来族裔登上秘鲁政治舞台，让人更清晰地理解了“多元”这个概念。

如果再深入了解秘鲁这个国家，我们会发现一个更让人惊诧的现实：秘鲁有着大量的华人、华侨和华裔。据民间数据，秘鲁十分之一的人口带有中国血统，利马的“BARRIO CHINO”（华人区）号称规模世界第二，仅次于洛杉矶。更有意思的是，由于华人是最先到达秘鲁的亚洲人，所以秘鲁人习惯将日本人、韩国人都称呼为“中国人”。就连藤森（Alberto Fujimori）在竞选的时候也被媒体冠以“中国人”之称，庆子在很长一段时间也一直顶着“中国姑娘”的名号。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华人凭借自己的勤劳、勇敢和智慧，在秘鲁收获了财富和尊严。秘鲁华人并没有自我封闭，而是与当地人通婚，把两种血脉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而今秘鲁华裔已经成为秘鲁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即便这样，在很长一段时间，不少秘鲁人依然觉得中国人是他们“最熟悉的陌生人”，华人、华裔随处可见，但他们的文化、习惯、思想、价值观就像古老的东方一样神秘未知。

华人作家萧锦荣与《最后的结局》

【现在的萧锦荣既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也不是一个完完整整的秘鲁人，更不是一个纯纯粹粹的美国人】

直到1985年，一本名为《最后的结局》的短篇小说集轰动了秘鲁文坛。作者有着东方的名字，却流利地使用西班牙语，用细腻而富有哲思的笔调将一个个华人家庭的喜怒哀乐、矛盾纠葛娓娓道来。最初的惊喜和狂热过后，秘鲁的读者和评论家陷入疑惑：这位名叫“SIU KAM WEN”文人只闻其名不见其人，让人不由得怀疑是否真的存在这样一位作家。而且，从秘鲁人的经验来看，连熟练掌握西班牙语的中国人都不算太多，更别说能够将“塞万提斯的语言”运用得如此优美的中国人了。人们不禁猜测，是不是这位“SIU先生”是哪一位著名秘鲁作家的小把戏，毕竟古老的东方是拉美文学的圣地，冒充中国作家写中国故事，在无论何时都是叫好又叫座的买卖。直到小说《灼心之怒》问世，疑惑才烟消云散：这位作家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他的真名叫做萧锦荣，一位地地道道的华人。

萧锦荣于1951年出生于广东省中山市，九岁时随家人移居秘鲁。在利马，他度过了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考入了著名的圣马科斯大学学习会计。尽管与文学系失之交臂，但萧锦荣在大学时代就表现出惊人的文学才华。然而在利马他却并不快乐。度过了忧郁的25年之后，因为严苛的移民条件，他还是没能够获得秘鲁绿卡。最终萧锦荣挥别了利马“阴郁晦暗”的天空，定居夏威夷，成为一名美国公民。

至此，萧锦荣经受了人生的三重“流放”：现在的他既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也不是一个完完整整的秘鲁人，更不是一个纯纯粹粹的美国人。他曾在自己的博客上戏谑地说，他的人生经历如此曲折复杂，如果从文学史上来找的话，恐怕只有纳博科夫（俄裔美籍作家）能够理解他了。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复杂的人生经历让萧锦荣对生活有了更深刻的思考，而最后移民美国又让他跳出了传统意义上纯粹中国或纯粹秘鲁的视角，以一个更加客观的角度去审视秘鲁华人，甚至试图去探究这些在秘鲁社会司空见惯的现象产生的原因。

可以说，《最后的结局》就是这些思考和探索的成果。这部书由《恶果》《最后的结局》《守灵》《演讲》《老乡》《与伟光的交谈》《深海》《两个老人的故事》《红娘》九个短篇小说组成。这九个短短的故事各自独立，内容迥异，从广东、福建地区的穷苦农民受欺骗或胁迫，经历种种折磨，九死一生到达秘鲁，写到自由了的华工自谋生计，开洗衣店、杂货铺、小餐馆糊口，并慢慢将生意做大发家致富；从老一辈中国人坚守传统，对秘鲁“鬼佬”饱含偏见，排斥混血通婚，沿袭包办婚姻，写到新时期新青年大胆追求自己的幸福；从血浓于水、互相扶持，写到为了面子互相竞争最终酿成大错。这九个故事就是一部浓缩版的秘鲁华人史。从17世纪被称为“KULI”（即“苦力”音译）的华人劳工作为奴隶被贩卖到秘鲁开始，一直写到20世纪新时期已然融入秘鲁社会，更像是秘鲁人的华裔族群。这九个故事也是一部微缩的华人华侨风景图，作者通过儿童、少年、青年、老人，家人、爱人、朋友、同乡、同事等不同关系不同类型的中国人或者中国人的后代，通过他们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展现了20世纪中后叶利马华人区的景象。作者在时间和空间上浓缩了整个利马华人区将近三个世纪的艰辛历程，并不单纯是想要介绍华人华侨的生存史，发展史，而是要展示秘鲁与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华人在思想、习惯、血缘等各个方面融入当地社会，直至成为秘鲁多元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过程。

这些看似毫无关联的短篇小说被整理到一本书中发表，看似没有逻辑，但其实是因为他们都反映了两个在人类学领域非常重要的概念：价值和身份。在这本短短的著作中，通过不同的人物和不同的故事，萧锦荣展现了这个融入过程中华人群体价值的变化以及身份的迷茫。

价值的变迁与矛盾

【融入秘鲁社会，是中国移民为了生存做出的选择。在秘鲁，这种融入比其他国家更为彻底：通过通婚，两种血脉互相融合，创造了华裔秘鲁人这一特殊的群体】

在《最后的结局》中，作者萧锦荣做出的一大贡献就是向秘鲁人介绍、讲解传统的中国思想和中国习惯，其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守灵》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这是一个阴森而伤感的悲剧，发生在姐姐阿素的葬礼上。阿素三年前结了婚，本该幸福的她却在28岁时死去了。作者一点一点地追溯故事的起因，揭露了许多害人的传统观念。阿素虽然眉目清秀、身材苗条，但是生性羞涩，又不会西语，交际面很窄，所以到了25岁还没出嫁。这样的年龄在现代人尤其是西方人眼中正是鲜花灿烂之季，但是在传统的中国家庭里，已经是不可忍受的老姑娘了。强势的母亲认为阿素没办法自己找到如意郎君，于是一手包办了女儿的婚事。母亲挑中的“金龟婿”李书文年过四十，传说在外还有情妇，可母亲觉得只要没有私生子，其他的都不打紧。尽管年龄差距巨大，男方风评极差，连弟弟都极力反对，阿素还是逆来顺受地接受了这桩母亲的安排，柔顺地和丈夫一起生活。可最后她却死了，尸体脖子上绳勒的痕迹揭示这个可怜的女人很有可能是上吊自杀的，原因不得而知，但不管是因为家庭暴力、冷暴力还是丈夫的婚外情，阿素都是这场不幸婚姻以及传统中国社会对女性习惯性压抑的牺牲者。

这种婚恋观念到了《红娘》一篇中就发生了极大的改观。华人男青年迎春作为红娘之一，带着特地从美国赶到秘鲁的姨妈来做媒，男方是一个家境富裕又非常优秀的中国小伙子，女方居然是自己的现任女友。无论是迎春还是女孩儿的秘鲁母亲都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嫁方式嗤之以鼻，这次做媒无疾而终，可面对劲敌迎春却惴惴不安。迎春的女友安抚他说这次说媒不会改变她自己的心意，但不久后，她却突然告诉迎春自己要去国外出差，之后再也没有回来。迎春后来才明白，女友走了，她选择了那个比自己更优秀的青年。红娘的确没有改变女友的心意，事实是，女友早早就为自己的人生大事和终生幸福做出了野心勃勃的权衡。

融入秘鲁社会，是中国移民为了生存做出的选择。在秘鲁，这种融入比其他国家更为彻底：通过通婚，两种血脉互相融合，创造了华裔秘鲁人这一特殊的群体。在这种融入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意识逐渐减弱，移民二代、三代以及之后的华裔青年的“秘鲁化”程度越来越高，直至这个族群不再是“中国人”、“外来户”，而变成“华裔”——秘鲁多元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时间不断减弱的传统价值观和不断加强的中秘融合造就了《最后的结局》中形象各异的人物，而上一辈对于传统的坚守和下一辈对于融入的执着，也给“代沟”火上浇油，由此作者营造了全书的主要矛盾之一：秘鲁华人、华侨、华裔群体中价值的矛盾。

在《最后的结局》中，华人老陈娶了一个秘鲁妻子，又生了两个混血儿子。他通过多年打拼发家致富，盖起了带游泳池的大别墅，全家人穿起了光鲜亮丽的华服。而他的母亲阿婆却和这一切格格不入：她还保持着自己做衣服的习惯，长衣窄裤，头上梳着简单的发髻，看起来寒酸极了；阿婆只会说家乡话，在家里只能和儿子交流。两个孙子已经完全变成了秘鲁人，像富家秘鲁少年一样享受生活：开着父亲的豪车，早早地交起了小女朋友。碰撞的结果是阿婆退出了这种生活，回到了老屋，回到了老邻居身边和清贫的生活中。而在《恶果》中，这种父子两代华人的矛盾对抗则导致了惨烈的结果。杂货铺的刘老板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家长，他的独生子就读于秘鲁的学校，接受了新思想，在家中父子很少能够好好地交流。刘老板一直认为儿子偷了店里的钱，对儿子有着深深的误解，最后甚至气得自己大病一场。最终他也没有原谅孩子，直到最后彻底失去了他惟一的儿子。

身份的混淆与困惑

【秘鲁人觉得移民后代和华裔不是秘鲁人，而他们的做派有时又让传统的长辈觉得他们不是中国人。直到最后他们自己也搞不懂自己到底是什么，两种本可以成为母文化的文化让他们都不能有一种百分百纯粹的归属感】

《恶果》中这种内部的价值矛盾加大了华人的心理压力。作为异族，本来华人与秘鲁人就存在着价值取向的不同，难以互相完全理解。而随着时间的发展，融入当地社会的新一代华人或者华裔青年发现，自己的长辈也很难能够理解自己。秘鲁人觉得移民后代和华裔不是秘鲁人，而他们的做派有时又让传统的长辈觉得他们不是中国人。直到最后他们自己也搞不懂自己到底是什么，两种本可以成为母文化的文化让他们都不能有一种百分百纯粹的归属感。联系到萧锦荣的其他作品，我们能够看出，他自己就遭受了这种身份困惑的折磨，而他把这种尴尬、甚至讽刺的处境在《与伟光的交谈》中做了淋漓尽致地描写和评论。

伟光其实是秘鲁人，他的姨父是中国人。父母早逝，他被姨父带回中国，在广东乡下长大。伟光的父母都是秘鲁人，他长得毫无中国人的特点。但是他却和中国孩子一样，干农活，读《三字经》，在田间自由地玩耍。直到失去依靠，在广东走投无路的伟光才不得不捡起自己本来的名字和国籍，回到陌生的祖国。伟光在秘鲁有着一系列让人啼笑皆非的经历：他不会西班牙语，秘鲁姨妈来接他时，如果不是飞机上偶遇的中国人姜叔临时帮忙，他甚至和姨妈都无法交流；因为不会西语，伟光找工作受到了极大地限制，最后还是姜叔帮忙才为他解决了工作。伟光觉得融入秘鲁社会太难了，自己也很不情愿，所以从此再也没有离开秘鲁华人圈，他就像一个华人一样在秘鲁工作、生活着。然而他的外貌又让人很难把他和华人联系在一起，所以伟光在华人中也经历了不少误解。在伟光求职时，姜叔家的小店正好缺一个帮手，但是姜叔怎么也无法完全信任伟光：他总觉得伟光身上流的都是秘鲁人的血，所以他遗传的只有秘鲁人懒惰、不诚实的恶习，没有中国人的好习惯。而这种偏见在伟光流利地用粤语跟他交谈时就会烟消云散。最终姜叔还是收下了伟光，还借了钱给他自己创业，而伟光最终没有让他失望。在婚姻上，伟光也遇到了难题。伟光想找一个华人姑娘，但没有一家同意。大家都和原来的姜叔有着一样的想法。可是到最后，大家发现，伟光虽然一副“鬼佬”的长相，作风却“中国”得很：不善言辞、不会跳舞、不会搭讪女孩儿，更重要的是，他像所有内敛的传统中国人一样，对公共场合的亲密举动无所适从，就连自己的秘鲁姨妈热情的拥抱亲吻他都难以接受。最终，伟光和一个华人姑娘组成了家庭，有了自己的事业。直到文章的结尾，年复一年，伟光都会来给姜叔拜年，跟姜叔谈谈生意，讲讲家里，抱怨一下只说西语，从不爱讲粤语的孩子。

在《与伟光的交谈》中最难能可贵的是，萧锦荣没有仅仅停留在描写现象上，而是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姜叔时常观察伟光这个奇妙的存在，得出了很多有意思的结论。借姜叔之口，作者表示，人的身份往往被他掌握的语言影响，就像伟光，当他不说话时，连与他相识很久的姜叔都觉得难以把他和中国人联系，而一旦他开口，这种联系就变得如此自然；秘鲁人总说中国人不善于学习西班牙语，而通过伟光的例子，并不是中国人在语言上低人一等，而是中文和西文实在差距太大，给学习带来了太大的困难等等。但是无论如何，伟光的一生矛盾而曲折，几乎是作者真实经历的缩影，所以才无比真实，身份的困惑和遭受的误解让人无奈又感慨。

“这就是秘鲁”

【外族裔、多元化已经深入秘鲁各个方面，成为研究秘鲁社会文化必不可少的部分】

当我与秘鲁的朋友交谈，问他们对藤森父女叱咤秘鲁政坛有什么感想时，他们大多云淡风轻地耸耸肩，告诉我“这就是秘鲁”。藤森父女是日裔，可在秘鲁人的心中他们并不是一个奇怪的存在，而是秘鲁的一部分。华人更是这样，他们早已深入秘鲁各个方面，成为研究秘鲁社会文化必不可少的部分。

在秘鲁的华人、华侨和华裔，可以称得上是世界华人群体中最特殊的一部分。而萧锦荣又是华人中特殊的一个。他是一个复杂的结合体：他跳出种族的限制，拥有着上帝一般的别样视角、史官一般的客观、诗人一般的敏感和熟练、优美运用西班牙语的高超能力。他比常人敏感，又比常人敏锐，他更比一般的华人有勇气和能力把自己的困惑和感受通过陌生的语言表达出来，讨论一个属于自己的未解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