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货：阿根廷５０年民粹主义影响的纠结

chenyulook · 发表于 2014-7-15 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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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魔鬼异教徒发表日期: 2002-09-03 00:05:13 返回《思想的境界》快速返回

阿根廷５０年民粹主义影响的纠结

　　８月２４日晚，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马坦萨贫民区街头，一匹死于交通事故的马，成为附近饥肠辘辘居民的晚餐，当警察赶到现场企图干预时，马已被分食净尽。
　　这一幕可怖的情形，难以让人相信是发生在素以牛肉出口闻名的阿根廷，这个国家人均收入曾接近一万美圆、２０世纪初一度是世界最富裕国家之一。然而，继８０年代的金融危机后，２００１年中和年末一场雪崩式的金融危机再次扫荡了这个国家，作为一个经济体，它实际已破产。据其政府公布的数据，目前５３％的阿根廷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家庭月消费不足１６７美元。四分之一的人处于“赤贫”状态，家庭月收入不足８４美元，无法满足基本生活需求。
　　自１９世纪６０年代阿根廷独立后的长期内战结束，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阿根廷一直享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较稳定政局，但是自１９３０年的军事政变开始，阿根廷从此走向一条动荡不安的发展之路，各种意识形态的文官政权和军人集团均轮番上台。在半个多世纪里的２５次政权更迭，大多数是非正常程序的结果，１９８２年还发生了与英国争夺马尔维纳斯群岛（英称福克兰群岛）的战争。到１９８３年１２月阿方辛上台，才象征着阿根廷权威政治的结束、民主化浪潮的降临，但其后又发生多次未遂兵变。
　　政治的长期动荡不安，阿根廷经济发展亦随之大受影响，一个自然禀赋奇佳、经济地位优越的国家最终两度陷入严重危机。

　　　　一　无法摆脱的庇隆主义阴影

　　论及阿根廷２００１年金融危机的原因，不少经济学家从技术角度入手，认为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在其紧盯美元的联系汇率。然而，就如亚洲金融危机的导火索都是汇率问题，但汇率本身却并不是亚洲危机国家的问题根本所在一样。经济危机是阿根廷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的主体，经济危机的本质则是外债高达１５００亿美圆债务危机。阿根廷的危机，是长期未妥善解决的严重外债问题、政府机构臃肿低效率运转“吃财政饭”问题、经济缺乏活力国企亏损严重问题的集中爆发。
　　而外债问题、政府机构臃肿低效率运转“吃财政饭”问题、经济缺乏活力国企亏损重问题，甚至今天的政治问题，事实上都是阿根廷长期难以摆脱庇隆民粹主义遗留下来的债务。从根本上说，阿根廷危机事实上是庇隆主义的债务危机。
　　然而，与阿根廷患有同样病症的南美国家最有市场的是另一种解释，这种观点认为，阿根廷危机的根源是哈佛出身的卡瓦略自１９９１年出任经济部长以来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阿根廷的经济危机，则是经济全球化的危机，这个观点在２００２年的反全球化人士那里已成为共识。批评全球化的人士认为，因为ＩＭＦ和美国在阿根廷出现危机时袖手旁观而此前它们却对阿根廷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积极鼓励，所以，对阿根廷的危机它们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最近的大选的中，这些国家的政治家们反复宣称这一观点，他们向选民承诺将避免选择阿根廷式的道路，不会让全球化在新兴市场导致的危机在他们国家重演。
　　应当说，在南美国家出现这种观点并不为怪，因为，近５０年来南美国家始终无法摆脱民粹主义的影响，而阿根廷则是民粹主义的“重灾区”之一。
　　对南美洲庇隆式民粹主义的变革，始自８０年代智利皮诺切特独裁军政府率先进行的大规模市场经济改革，继智利之后，９０年代阿根廷总统梅内姆大刀阔斧地与墨西哥并肩进行私有化的经济改革。然而，墨西哥与阿根廷相继爆发了金融危机。今天，民粹主义的影响又开始在南美抬头，最典型的代表是今年年初的风云人物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曾因兵变被关押的查韦斯在１９９８年大选上台后与当年的庇隆一样，宣称要走“第三条道路”，上台后实施了一系列“革命政策”：重新分配土地、石油工业国有化、对原油大幅度提税、征收银行交易税、打击银行逃税等等。查韦斯的“经济和社会革命”自然引起了国内经济和社会的动荡，在今年４月的政变中，查韦斯被赶下台，但新总统还没熟悉总统府的地形，查韦斯就在人民的拥戴和军方的支持下重新上台——民粹主义在南美有着深厚而广泛的民意基础。
　　今年在阿根廷危机中最后上台的“救国政府”总统杜哈尔德与其前任萨阿都是正义党（又名庇隆主义党）中的“正统派”，别于梅内姆的“革新派”，他们都倾向于把失败归罪于全球化，归罪于市场经济，归罪于ＩＭＦ，归罪于外国投资（机）者，归罪于梅内姆的改革。为赢得民心，杜哈尔德承诺在阿根廷本已高度人员膨胀的公共事业中再增加１００万个就业机会。更有甚者，杜阿尔德夫人开始极力模仿阿根廷历史上的“国母”——庇隆夫人，言必称穷人，力图以女性的魅力挽救阿根廷政局。这均表明，危机中断了短暂的经济改革，阿根廷又回到了５０年前庇隆主义起点。

　　　　民粹主义政治诱惑与淡薄的民主意识

　　说到民粹主义，它有可能是社会科学中最不精确、内容涵盖最广的词。即使在今天，民粹主义究竟有哪些共同的特点仍未有定论。但在南美国家，则民粹主义即意味着庇隆式的民粹主义实践。在今天，庇隆主义已成为民粹主义与威权主义结合的代名词。政治上，表现为通过给人民以“面包和娱乐”取得人民大众的直接拥戴，摆脱代议制民主程序、获得超越宪法的独裁权利。在经济上则表现为“经济民主”，强调通过宏观政策手段实行收入再分配，或以多数人和抽象正义的名义，在破坏财产权确定性的基础上剥夺少数人的财产。具体政策上则主张企业国有化、积极营造公共事业、以预算赤字来刺激需求，强制全民就业和推广市民的福利政策。此外，反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实行积极的进口替代政策亦是南美洲民粹主义的共性。
　　从历史渊源来说，庇隆的民粹主义来自欧洲左派政党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１９４６年上台的庇隆，政治上宣传民族主义、提出走“第三条道路”，经济上实施福利政策，加上其垄断所有媒体强力宣传营造的神秘感和平民色彩，使其获得了阿根廷中下层人民的狂热支持。相得益彰的是，年轻美貌、称身贫寒的庇隆夫人爱娃喜欢深入民间，时时以穷人的代言人出现，被喻为“穷人的旗手”，带有传奇色彩的庇隆夫人成为下层人民心中成为一个亲民、爱民的图腾，她为庇隆获取下层人民的支持立下了汗马功劳。１９９６年好莱邬影片《庇隆夫人》煽情的主题曲《阿根廷，别为我哭泣》在今日之被广泛传唱是阿根廷浓厚庇隆情结的明证。
　　庇隆主义的一大特色就是把“全体人民”当作所有行为的唯一合法性源泉，政治主张、经济主张直接诉诸大众，完全甩开议会，甩开行政官僚体系，将议会通过的立法案交付全民复决，不经过议会由选民自己提出立法案，再由全民复决的办法，让人民感觉权力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然而这种大民主，事实上使得庇隆处于一个可以完全不受权利监督制衡的地位，除了人民——假如人民真的能够监督的话。其必然的结局就是领袖人物受人民直接拥戴而集军政大权于一身。
　　在一个欠发达，中下层人民居多的国家，庇隆主义是个实施简单，易迅速获得大众支持的政治主张模本。对政治家而言，民粹主义的主张能在短期内迅速有效地动员大众，获得广泛的民意基础。再就是，作为一个系统的政治经济主张，它可以迅速而直接地收到良好效果，它有着难以抵抗的诱惑力。庇隆主义在南美迅速取得了“探戈效应”，南美成了现代民粹主义的试验田。
　　因深得下层大众和中产阶级拥戴，庇隆式民粹主义有强大的社会心理惯性，容易形成一种“路径依赖”。一个典型的例证是，１９８９年接替阿方辛上台、大刀阔斧进行经济改革的梅内姆，在竞选时提出的竞选口号和纲领也是典型的庇隆主义——承诺将实现工资的大幅增长和发起生产革命。虽然梅内姆一上台就完全抛弃了原先的承诺，但为谋求第三次连任不惜大幅度增加财政开支，对地方政府财政开支的增加也听之任之。正如英国《金融时报》所说，“阿根廷的政治家具有随意开动印钞票机器来满足政治需要的传统”。其结果是，在过去的十年，阿根廷的公共开支增长了一倍，财政赤字增长了６倍。阿根廷的总人口３６００万，而公务员人数则多达２００万。经济改革的成效完全被财政新增的人头吃掉了。
　　庇隆式民粹主义全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民主，事实上严重破坏了民主的基础：１、强调全体群众的普遍参与时，往往须借助蛊惑人心的宣传实行广泛的政治动员，为此需要操纵、控制舆论，这就走向了民主和自由的反面；２、在威权领袖面前，议会完全成了一道摆设，威权领袖可以直接越过议会通过各式各样的法令去取悦人民，而大众则产生一种盲从心理，把希望寄托在与人民利益“休戚与共”的人民领袖上，对他们而言，代议制民主远不及一位亲民的威权领袖更能代表和维护他们的利益；３、大众参与决策而非精英决策，不可能带来理性的回应，直接民主带来的必然是集体非理性。
　　庇隆式民粹主义对社会政治生活的破坏是长期而显而易见的，大众民主意识淡薄，普遍迷恋有超凡魅力的政治领袖，这也是南美国家无法形成正常的现代民主政治，长时间陷入军人独裁和文人威权领袖交替执政的因由。

　　　　福利陷阱

　　９０年代阿根廷经济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拍卖国有企业。——大量的国有企业是阿根廷庇隆主义经济政策的产物。７０年代末，国有企业在阿根廷国内总投资中的比重高达２０％，涉及电信、民航、石油、化工、铁路、公路、天然气、水力、电力、钢铁煤炭等行业，还包括大批的第三产业。其突出的普遍问题就是效益低下、亏损严重。
　　庇隆上台后首先就是发起国有化运动，因为当时外国资本控制了阿根廷的自然资源部门，这是主张经济独立的庇隆要改变的对象，此政策长期影响着阿根廷。此外，阿根廷著名经济学家普雷维什的发展主义理论对拉美经济发展模式产生很大影响，阿根廷信奉进口替代工业发展理论，积极构筑贸易壁垒，保护民族工业，长时间内向发展。但是高关税保护造成阿根廷“幼稚工业”在没有外来竞争的情况下缺乏进步动力，汽车、化工产品和一些非耐用消费品价格比国际市场高出几倍。过度保护使国企竞争力脆弱、缺少活力，另一方面，产品成本高昂却被政府人为压低价格，使得国企离开政府的财政补贴就根本无法维持生存。国企在阿根廷所起的作用最后不过是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事实上它变成了一种福利事业。
　　为取悦大众，庇隆政府大力发展公共事业来提供就业机会，结果造成公共事业人员极度膨胀，效率低下，财政压力巨大。另一方面庇隆将大量财政资金用于提高工人工资和福利，１９４７年和１９４８年，工人的工资分别增长了２５％和２４％。这种政策的直接恶果是，任何将减少公众福利和就业机会的政策改动都将引起人们的强烈不满。
　　强烈偏好国有企业和福利政策的另一面，是对富裕阶层的打压。庇隆政府制定不得随意解雇、强制提高工资和福利的政策，已使阿根廷的富裕阶层和私营企业处于困难境地，另一方面，私营企业被课以重税，同时在资本市场筹集资本成本高昂，这都使得私营企业发展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在政治上造成的结果是，社会不同阶层的矛盾被强烈激化，富裕阶层极端憎恨左翼人士和工会组织；在经济上的结果是，私营企业普遍逃税和资本外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９０年代中期所作的统计表明，在阿根廷，只有５０％的纳税人缴纳了增值税。这次阿根廷经济危机时，有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阿根廷能将偷漏税的比率减少１２. ５％，阿根廷的财政收支就不会是赤字，只要阿根廷资本不大量外逃，经济危机可能就不会发生。然而，对私人产权保护不利、对私营企业的长期歧视，资本外逃和偷漏税就无可避免，毕竟资本家不是雷锋。
　　但是，对大众而言，民粹主义经济政策带来的问题从来不可能是他们要考虑的问题。事实上，只要政治家能找到危机的外部原因，诸如全球化、市场经济、帝国主义等等，那么，大众丝毫不会认为民粹主义主张本身存在什么问题，错的只是外部环境。民粹主义的福利政策让他们对此有着天然的留恋。

　　　　　腐败与不公正的土壤

　　南美著名作家、曾角逐秘鲁总统竞选略萨（Vargas Llosa）在《论拉美自由之未来》的演讲中说：“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整个拉美，那个词不是自由，而是腐败。腐败已成为拉美政治舞台上最耀眼的角色……在很多国家，腐败迅速蔓延，并已严重地扭曲了社会和经济改革。”
　　腐败一直是困扰阿根廷政治生活的严重问题之一。政治家和政府官员喜好利用手中的权力来安排一些有名无实的工作岗位。有幸获得这种美差的人，不必天天上班，只需每月露面一次取工资即可。据估计，阿根廷全国共有１０万人享受这种待遇，２００１年用于这方面的“政治开支”高达２０－４０亿美元。
　　庇隆时期，民粹主义的兴起和能够获得广泛的支持，或多或少与当时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有关，但在１９８０年代到危机发生前，阿根廷的社会阶层的严紧已与过去有了很大不同，中产阶级开始占重要地位，阿根廷的民粹主义社会基础不再是狂热的普罗大众，而是严重的腐败和社会不公正。
　　事实上，梅内姆在阿根廷进行的经济改革，很大程度上是被腐败和社会不公正毁掉的。在１９９０－１９９５年的私有化高潮时，共有１２３家国有企业被私有化，政府获得了１８４. ５亿美元。但这笔资金除了用于收买人头不断膨胀的公共部门支持供他们挥霍外，很大程度上被腐败的权力所猎取，阿根廷人说，“整个国家都被卖了。”
　　梅内姆的改革本已使部分原来享受政府福利政策的下层不满，而私有化过程中出现的腐败使贫富分化问题加剧，危机则把大批原来中等收入的人制造成新的穷人，这些人被推到了改革的反面。腐败和不公正使得大众对政府能力不再信任，造成民主政府政权合法性的迅速流失，缺少安全感的社会公民不由自主地开始怀念庇隆时代的美好。因此，今天阿根廷及南美国家民主基础的脆弱，除了过去民粹主义思想的侵蚀外，最重要的就是社会的不公正和腐败问题。
　　略萨谈到南美人对民主的失望时说：“１９９２年以来，我访问过不少拉美国家，到处都听人大讲，我们也需要一位藤森，我们需要一位有魄力的领袖，一位能铲除腐败，能踢走无能的政治家的人物。”
　　委内瑞拉强人查韦斯的兴起就是一个典型。这位声称受过毛泽东影响的民粹主义领袖，上台后将国会改为一院制，修改宪法延长自己的总统任期，未经议会通过就批准了包括《土地法》和新的《石油法》在内的４９项法规，这些破坏民主制度的动作，因其实施了一系列迎合中下层大众心理的政策，而得到坚决的支持和拥戴。
　　南美洲的威权民粹主义具有深刻的反市场倾向和反现代化倾向，但是，在一片有深厚民粹主义传统的土地上又有强烈的生命力，如果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和经济危机时，它会应运而起。阿根廷自１９８３民主化浪潮的降临以来，已彻底结束了威权统治的历史，但必须看到，其民主制度的基础仍是脆弱的。腐败和不公正现象的普遍存在，使政府的合法性极大流失，人们对政府的信任下降，民主政府没有足够的权威推行既定的制度，而这正是民粹主义产生的温床。阿根廷的民粹主义复活从新总统杜阿尔德夫妇的庇隆化倾向清晰地表现出来。
　　民粹主义历史在阿根廷、在南美的终结，将是个漫长的过程，或许如略萨所说：“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够切实改变人们，特别是在贫穷的拉美人，对于民主的悲观观望态度的话，那就是增进公正。一旦人们明白，民主制度可以在他们受到损害或权利被侵犯时得到补偿，如果他们的境遇能得到改善，如果他们可以过上更美好的生活，那么他们不仅在原则上拥护民主，也会用实际行动支持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