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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委内瑞拉每天提心吊胆地生活,我才明白马尔克斯写的是现实
2017年09月04日 来源:中国三明治
口述丨W 采写丨大 明
南美洲大陆上的委内瑞拉,与西印度群岛隔着加勒比海相望,土地受亚马逊河滋养,空气被热带雨林净化,一年只有雨、旱两季。那里盛产石油,美女众多,人们皮肤古铜,桑巴舞热情,热带草原气候四季如夏,像是一场永不落幕的狂欢。
巴里纳斯的天空,这也是我在委内瑞拉看到的日常
同时,它也是一个犯罪率极高的国家,存在着通货膨胀,基础生活物品和食品短缺等诸多问题。此前我曾在东南亚各个国家游走,见过太多人间苦相,工作生活的艰苦对于我来说不算什么。比起找一份安稳的工作、度过一眼望得见头的人生,我更愿意在年轻时多去几个国家,多认识一下世界。
2014年9月12日,我从广州坐上了飞往巴黎的航班,然后再从那里转机去加拉加斯,同行的是和我一样刚毕业的五个同事。这是我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在一家国企。专业是西班牙语的我被外派到了委内瑞拉,当起了翻译。
当我走出加拉加斯机场的时候,尽力举目而观,放眼望去的却只有山上连绵成片的贫民窟,简陋的屋子,涂得五颜六色的外墙,在阳光下闪着光,显得极其耀眼。
在拉美这片土地上,美丽与忧愁,贫穷与富有,善与恶都太极端。马尔克斯曾说“人们说我是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但实际上我所有的作品中没有哪一个句子是没有现实依据的。”我想当你有天亲历这片土地,你也会明白《百年孤独》其实写的是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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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来,真正在委内瑞拉开始整日提心吊胆、被恐惧支配的生活后 ,我才感觉是那真是一个f*cked up的国家。
回国时住在北京的朋友家里,我还担心会把手纸一下子用光。在委内瑞拉,卫生纸是限量供应的,我们每人每个月只能从公司那里领四卷纸,室友经常开玩笑般警告我:“像我们这种人可是没有拉肚子的权利的。”
一个身处厄瓜多尔的东北同事曾如此乐观地描述我们的住房环境:“双人间,有空调,WI-FI供应,独立卫浴,24小时热水,衣柜,电视,书桌一应俱全。”被追问难道住的是酒店标间时,那位同事憨诚地回答道:“就是阳光下的泡沫——活动板房啊。”
活动板房办公室
活动板房的内部的确如那位同事所描述。只是这“阳光下的泡沫”不隔音,不隔热。隔壁男生半夜使用抽水马桶的声音、清晨起床的咳嗽声都声声入耳,萦绕耳畔,仿佛和他们共处一室。我和室友平时说话会刻意压低声音,用近乎耳语的分贝说话,想到在背后说人坏话也是用的这般音量,不由产生了一些鬼祟感。
其实初次见到那一排排活动板房,想到这就是日后要面对的“贫瘠”的未来,心中难免黯然。
同行的男生大学本身学的就是机械和电气专业,毕业后来工地“搬砖”似乎在意料之中,所以见怪不怪。而我们几个外国语学院的女生却都很失望。
和学姐们一起在板房的家中看电视
我们这些女生,大学专业是“西班牙语语言文学”,平日里读塞万提斯的《堂吉柯德》和聂鲁达的情诗,有着“西方浪漫主义幻想”通病,觉得自己是“天之骄子”。想象中的工作至少应该是盘着发髻、穿着职业装、蹬着恨天高,在空调开得像冰窖一样的会议室里和外宾洽谈业务,为促进中国与拉美经济文化交流做出贡献。
即便出国前对海外项目的艰苦环境有所耳闻,但是真的住进活动板房、穿上劳保服、在工地上吃灰时,才算不得不接受了这种现实。
不过,活动板房虽看似简陋,里面的设施都还算齐全。这里的食堂也挺合胃口。
板房家里的装饰
食堂同样是用临时的活动板房搭建而成的,破败简陋,内部的白色墙板上生出一丛丛可疑的黑色,从坑坑洼洼的水泥地上走过,浅坑里蓄积的污水便四溅开来。房顶的白炽灯蒙了一层灰,灯光微弱。红色的长桌长椅,极像大学食堂内桌椅的同款。正对着座位的墙上是一个四十英寸的大电视,正播放中央四套的节目《远方的家》,后来我看过这档节目无数次,因为那台电视只能收到这一个台。
第一餐饭有四菜一汤,分别是西红柿鸡蛋汤、土豆烧鸡、青椒蘑菇炒肉、手撕包菜和烧茄子,这些菜都用大铝盆各盛了满满一盆,摆满了我们面前的窄桌,量足实在。我们拿小铝盆当碗用,吃起这些重油重盐、湖南风味的饭菜。虽然一路奔波劳累,去国万里,但是第一口菜入口时仍然心中大喜,这是正宗的“家乡”味道。此后山高水远,至少饮食上应该不会“水土不服”了。饭后还有红瓤西瓜供应,伙食不差。
2
在委内瑞拉上班的第一天,我的领导说了一句让我印象深刻的话:“你知道被人拿枪抵在头上是什么滋味吗?”
我们去委内瑞拉之前的半年,项目营地遭遇了一次持枪抢劫。同事正在办公,一群劫匪突然冲进营地办公室,用枪指着同事的头,逼他们交出所有财物,负责财务的同事被迫打开保险箱,把里面所有的现金,几十万波瓦悉数交给了劫匪。劫匪走时还带走了桌上其他值钱的东西,手机,笔记本电脑等,不幸中的万幸是虽然破了财,但是没有人员伤亡。
营地所在的庄园位于巴里纳斯市郊,距主城约二十分钟路程,地点隐蔽,且所有进入营地的车辆都需要登记,否则不能开门。那帮劫匪是如何知晓这个庄园里住了一群外国人,且突破安保呢?领导们事后推断那次抢劫一定是公司里出了内鬼,应该是某个当地司机向劫匪提供了信息,内外串通一气。
后来为了安全起见,公司解雇了当时所有的当地司机,重新招了一批。但这并不能抚平亲身遭遇抢劫的同事们内心受到的创伤和惊吓。经历过这件事的一个西语翻译在事发后的一个月回国休假,然后递交辞呈,从此人间蒸发,和项目上所有的人都断了联系。
我的领导是当时项目遭遇抢劫的七个人之一,那件事的发生更加提高了他的安全警惕。上班第一天他就要求我摘掉身上所有的首饰,无论金银,出门绝不可佩戴。除此之外,他还问我有没有带包,我拿出特意从国内背过去的黑色皮包,领导当即否决,说皮包会被抢,要买双肩包或者单肩包,单肩包必须斜挎着背。接着他便提出带我们去购物。
我们去了巴里纳斯最大的商场,里面人声鼎沸,来自中国的小商品应有尽有,在一家皮肤黝黑的店主那里,我挑了一个“秀水街版”longchamp的单肩包,做工粗劣,但胜在结实,把包斜挎在肩上,突然有了邮差的既视感。这是我在委内瑞拉的第一笔公款消费,一个山寨包。
我离职的那个月,一个首都办事处的同事,晚上七点在住的公寓楼下散步时被绑架,劫匪索要一千美金赎金,办事处的同事连夜为其凑齐了这笔钱,才将其赎了回来。
在这种终日惶惶不安的环境里,我有一年多没有在晚上六点之后出门,回国后和朋友在夜色中去家附近的万达广场吃饭,还会下意识地用右手紧紧攥住包袋。
穿着工装在现场工作
我工作的部门是设备物资部,需要经常外出采购工地所需的材料,还要常常和供应商以及钱打交道,而委内瑞拉抢劫、盗窃频发的社会环境让这份工作具备了一定强度的“危险性”。是以我们外出使用的雪佛兰皮卡车的车窗内外都贴上了深黑色贴膜,防止路人透过车窗看到车内坐的人、装的东西。
贴膜最主要的意义是避免让人发觉车里坐了中国人,我们的东方面孔太扎眼,“太受欢迎”,连交警有时候都要“强行罚款”,变相勒索。有的交警会把我们的车拦下来说要检查,一直不让我们走。车的后座放着采购的材料,怕被他们随便找个理由把材料扣留,我们一般给他们钱后,方能顺利走掉。
项目营地建成前的三个月,我们住在市区的一座庄园式的旅馆内,彼时即使被限制自由也并无太深的感受,也会常常偷跑出去。在郊区的营地建成后,距离市区三十公里,没有交通工具的我们,即使偷跑出去也去不了任何地方。
不能出门、极度不自由,这让我感到难以忍受,辛苦工作一周后,周末连和朋友出去吃披萨喝可乐、捧着爆米花看电影的机会都没有。我这种生性爱自由的人,每天窝在营地里和同事大眼瞪小眼,实在是太憋屈了,觉得那里只有工作,没有生活。
2014年12月的一个周日,我和同事偷偷跑出去看电影,结果在买冰淇淋时遇到同在买冰淇淋的一位领导,回来后我就收到了一个严重警告处分,被安全部的部长骂了一顿。这件事后来是可以理解的,当时却难以接受。而且与我一同出去的室友并没有被通报批评,这和我是项目经理的翻译、而她是总经理的翻译不无关系。
警告处分是全项目通报的,大家都知道我偷跑出去了,我感觉自己特别蒙羞。然而我觉得我做的事情并没有什么错,周末休息时逛逛街、买买东西,不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吗?但是竟被当成牛鬼蛇神,避之唯恐不及。
这件事让我深刻地感受到我和这里的人并非一路人,也开始觉得待在这里不是长久之计。我的信条是“如果不去冒险的话,不体验一下血脉贲张的感觉,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他们则是“安全第一,活着真好”。
和几个同事去加勒比海边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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